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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年有哪些城市被约谈了？ 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1个地方政府被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约谈。 从2014年下半年原环保部正式启动对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约谈以来，已有以下地方上过约谈名单。 2014年，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有6个，分别是湖南省衡阳市、河南省安阳市、贵州省六盘水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辽宁省沈阳市、云南省昆明市。 2015年，是新环保法实施的第一年，除了1月和10月没有约谈外，其余每个月都约谈了地方政府。 其中，2月约谈了吉林省长春市、河北省沧州市、山东省临沂市、河北省承德市；3月约谈了河南省驻马店市；4月约谈了河北省保定市；5月约谈了山西省吕梁市；6月约谈了四川省资阳市、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马鞍山市；7月约谈了河北省邢台隆尧县、河北省邢台任县、河南省郑州市；8月约谈了河南省南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9月约谈了甘肃省张掖市；11月约谈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12月约谈了山东省德州市。 2016年，约谈了山西省长治市、安徽省安庆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商丘市、陕西省咸阳市、山西省阳泉市、陕西省渭南市、山西省吕梁市。从约谈的城市可以看出，山西成为约谈的重点。 2017年，约谈了山西省临汾市、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石家庄赵县、河北省邯郸永年区、河北省衡水深州县、山西省运城河津县、河北省唐山开平区、吉林省四平市、吉林省公主岭市、江西省景德镇市、河北省衡水市、山东省淄博市、河南省荥阳市、山西省长治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河北省保定清苑区、河南省新乡牧野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黑龙江省鹤岗市等。 2018年，5月上旬，已约谈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广东省广州市、江门市、东莞市，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和浙江省温岭市。 显而易见，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原环保部对地方政府的约谈开始加速。 2014年总共约谈6个地方政府，2015年、2016年、2017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8个、8个和23个。 今年5月，被环保约谈的地方城市数量已达到10个。 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区）。 在各省的约谈城市数量上，河北省位居第一，先后有沧州、承德、保定等12个市（县）被约谈，占总数的近20%；并列第二名的是河南省和山西省，各有7个城市被约谈；接下来是各有4个城市被约谈的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从被约谈城市的行政级别来看，被约谈最多的是地级市，超过总数的五成。 县级市也有被约谈的，如河北省邢台市下属的隆尧县和任县。对县级市的约谈体现了环保压力从中央向基层政府的传导。 省会城市也有被约谈的。目前已有哈尔滨、沈阳、昆明、长春、郑州、广州6个省会城市被约谈，占总数的10%。东三省的省会全部被约谈过。 此外，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山西省吕梁市等城市已经被约谈过两次。 在约谈形式上，通常包括非公开约谈和公开约谈，单独约谈和集体约谈，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进行的和由生态环境部委托各个督察局进行的约谈，前者通常在北京，后者一般在督察局所在城市或被约谈城市举行。 以《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实施后第一个被约谈的衡阳市政府为例。2014年9月15日，因为污水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当时的衡阳市市长周海兵被原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约谈，这是一次单独的和非公开的约谈。 从2017年开始，原环保部开始启动大规模集中约谈，将被约谈城市的政府主要领导请到了位于北京的部机关里，城市数量有时候达到了7个，而且基本都是公开约谈。这种趋势变化反映了约谈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当然，尽管组织的难度加大，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被约谈的兄弟城市那里，我们学到了整改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对于他们出现的问题，我们会坚决避免。”这是多名被约谈官员表态时说过的一句话。 3 被约谈的各地市长们如何表态？ 从目前约谈的实际情况看，代表当地政府接受约谈的，通常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有时是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陪同者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和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等。 拿最近的两次约谈会来说。 5月3日，代表晋城、邯郸、阳泉市接受公开约谈的均是市长。11日被公开约谈的7市中，除广州为分管副市长，盐城、连云港为代市长，其他4市皆为市长参加。 当然，约谈会上被公开曝光的不仅有各市的环境问题，还有各位市长的名字。 5 今年环保约谈力度会加大吗？ 不断加码的约谈效果如何，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给出的评价是，“环保约谈这些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记者发现，接受约谈时，多市市长表态称保证不会有第二次。从公开的约谈名单来看，截至目前，90%以上的城市没有被第二次约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约谈的效果。 再把范围缩小到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生态环境部的评估考核结果显示，曾经被约谈的保定、德州、衡水、安阳4市考核结果为优秀；长治、沧州2市考核结果为良好；郑州、济宁2市为合格，均完成了《攻坚行动方案》中确定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环保约谈是环保部很重要的督政手段，通过约谈，切实发挥了传导压力、推动整改、震慑警醒等效果。”刘长根在去年12月的记者会表示。 据他介绍，约谈工作在今年将会继续加大力度，约谈工作重点围绕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上，约谈对象拟主要聚焦在几个方面：一是力度不够、工作滞后、问题集中的地区。二是没有完成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目标任务，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地区，特别是造成了不好影响、不良影响的情况。三是整改不力、问题反弹，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地区。 不过，刘长根坦言：“约谈是手段不是目的，也不是越多越好。”重点是发挥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督促当事者加大工作力度，警示其他地方以此为鉴，查找不足，主动作为。通过约谈一个，推动一片工作，这才是目标，所以约谈要加强针对性、典型性。 与此同时，作为督政的两柄利剑，约谈正在和量化问责紧密结合。 除了约谈之外，5月3日，生态环境部还致函山西、山东、河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对有关责任人依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实施量化问责。根据有关规定，具体问责工作由相关省委、省政府组织实施，并应于2018年6月15日前完成，问责结果应征得生态环境部同意，并向社会公开。 以晋城市为例，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PM2.5平均浓度下降3.7%，仅完成任务目标的37%，低于60%的下限要求，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晋城市分管副市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约谈与问责的紧密结合无疑将持续传导环保压力，让环保不是“一阵风”，而是地方政府工作的常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