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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自然保护区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保护物种对象（如本例中的斑海豹）因此而过得更好了吗？ 恐怕，以面积比例为导向的保护策略，有着根深蒂固的弊病。这种导向，让人麻痹，被错误的“成就感”迷惑并洋洋自得。结果，该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关键栖息地不去保护，不太重要的经济价值不高的地方却被划入了保护区。 以大连的这个斑海豹保护区为例，斑海豹的关键栖息地被一次次侵蚀。
（上图：大连斑海豹自然保护区示意图，大连市水产局编制，1996年。来源/斑海豹史料档案） 盗猎事件发生后，有记者调查发现：斑海豹保护区从1992年成立至今，27年来规划调整多次，部分区域划归到非保护区，而使得部分斑海豹被排除在保护范围外，范围缩减后物种保护受到影响，2018年中央环保督查组曾就斑海豹保护区所在地长兴岛违法实施填海等问题进行问责。
（上图：2015年的一篇文章《大连斑海豹保护区为了港口开发再次大缩水！！！》来源：尾注4） 也就是说，该保护区不断的缩小；盗猎事件发生的地点，不在保护范围内；可是，这次盗猎的幼崽数，占了斑海豹在辽东湾产仔量的一半以上。 如果该保护的物种对象没保护好，那么人们可以忍不住会想知道：每年国家划拨那么多的钱去供养那么庞大的保护区，但它们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呢？ 【展望2020后生物多样性框架】 近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刚刚发布了一份重磅级报告，显示：大自然衰退史无前例|物种灭绝急剧加速，目前全球响应很不充分。我们和其他所有物种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 2020年是爱知目标的收官之年，被各方寄予厚望。即将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个大事情，是中国云南将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大会上，各缔约方将审议并通过2020后生物多样性框架。 CBD在不断设置新的目标，可能令人产生错误的成就感。要关注目标的实现，而非设置。对于爱知目标，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前掌门John Scanlon曾公开表示：“设定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历史无疑向我们表明，单单是那些目标，无论有多么雄心勃勃，都不会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且还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成就感。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不是设定目标，而是实现目标。” “而目标11已经是爱知20条目标中唯一有可能达到的总体目标了”，John Scanlon在接受《中外对话》采访时表示，“但是，许多被划定为保护地的区域远非资金充足或管理良好，只能称之为纸上公园。此外，从生态角度来看，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保护区是否都在正确的位置”。 如果将考核指标继续用这种面积比例来作为导向的话，在下一个十年，未来是否可能重新上演诸如此次“大连斑海豹盗猎事件”的一幕幕别的故事？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编辑：Wend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