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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近日，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与印度著名生物多样性专家、法律/环境/发展与治理论坛（FLEDGE）主席Balakrishna Pisupati先生互致新年问候。Balakrishna Pisupati提到他经常在关注中国绿发会的工作，周晋峰表示感谢，并就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交换了观点。这篇文章从行为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谈生物多样性保护。经Pisupati授权，于中国绿发会平台翻译发布，与中国读者们分享。 Balakrishna Pisupati先生还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生物多样性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印度政府的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主席；此外，他也是译者所在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与宣导委员会（IUCN CEC）的主席。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本世纪初，他曾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合作；并曾为我国4个省份落实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作出了重要贡献。自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诞生以来，他参加了CBD历史上所有14次缔约方大会（从译者了解的信息看，尚无一位中国人士做到了这点）。 当周晋峰谈到2020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CBD第15次缔约方大会时，Balakrishna慷慨表示，愿意为中国提供一系列的、针对中国观众的单独网络研讨会，并协助中国政府即将在2020年举办的CBD COP15做准备。如果需要的话，他非常愿意准备一些单页的文章，来支持第15次缔约方会议的议程。 通读全文，作者正是警告并建言那些生物多样性的决策者和保护人士们，要善于运用社会心理学、认知行为研究，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与决策；在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制定过程中，尤为如此。 原标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与认知方法 本文导读： ◇ 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仍然不被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非自然保护主义者视为对我们生存的威胁； ◇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其战略计划和目标，需社会认可。 ◇ 有迹象表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将无法全部实现；因此，自然保护或需更多地从认知与行为方法中受益。
Balakrishna Pisupati博士。来源/IISD 我读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讲一个本来是希望提高人们对保护意识的标语，可却事与愿违，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片泥炭地的森林里，挂了一个标牌，本是想制止人们从森林里偷东西。它上面写的是：“过去很多游客已经从这个公园里拿走了木化石（石化的木头)，破坏了石化森林的自然面貌。”几个月后，当研究人员评估这个标识影响、并审查森林偷盗行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偷窃行为居然陡增了三倍！
Avis公司"以弱居上"的宣传单。来源/BusinessInsider
木化石（图片与本文无关）。图片来源/arizona-leisure 人们是如何感知这个标牌符号的？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看，这表明人们定然是觉得：“既然别人已经做了，那么如法炮制就是正确的。”对于一个从未从这个保护角度考虑过的自然保护人士来说，这可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 再举一个例子。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自1970年以来，尽管有数十亿美元用于保护和数十项全球政治承诺，可全球生物多样性还是损失了60%。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信息很简单：“尽管我们已经失去了60%的生物多样性，但我本人没有感觉到任何直接的影响。我的需求仍然得到满足，我更有钱了，消费水平更高，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问题去投资。我放眼望去，也并没有发生大饥荒，没有大规模的死亡，没有经济衰退。” 我知道这么说容易惹是生非；但多多少少地，这正是当前我们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话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本题为《环境主义之死》（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的书中，作者指出“全球变暖”中的“变暖”一词，对一些人来说，让他们感觉还挺好。同样地，在保护方面，对于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非自然保护者来说，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仍未被视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就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沟通，并让人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最近对认知与行为思维的研究，让我得以一窥非同寻常的答案。过去几十年来，每两年就有数千名代表聚在一起召开一次大会[译者注：指CBD等公约的缔约方大会]，就“我们为什么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中失败”、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情况”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但是，这些代表并未给我们带来多少帮助。 在研究认知科学时，我不经意地遇到一些来自广告业的非常有趣的经验，这些经验展示了广告业是如何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并借此推动他们的议程。这里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它们关乎我们可以怎样利用认知去推进生物多样性的议程：社会认同（social proofing）[注1]；以及就我们的行动的影响进行沟通（communicating impacts of our actions）。 让想表达的信息 获得社会认同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了一篇关于消费者绿色转变的文章，作者指出：相比起那些提到“绿色选择可帮我们省不少钱”、“一个人对环境应该负责任”、或强调“绿色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义务”等标语，人们反而对“我的邻居们正在积极地选择绿色环保的消费”这种标语的反应更佳。 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方面的进展报告表明，很少有人懂得这一点。我查阅了各国在2018年前提交给《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所有国家报告后，很显然，几乎所有报告都提到了各国政府为保护工作所做的努力，但是很少有其他方面的信息，包括民间社会、商业界、联合国机构和学术机构的贡献。这是一个主要的脱节，阻碍了人们在自然保护领域的合作。在各国国家信息交换所机制的网络中，很少有国家级环境部门的网络入口，能体现出这些利益攸关方的成功事迹。 对于2020后生物多样性框架（post-2020 biodiversity framework），我们需要对这些战略计划与目标的社会认同。如果仅仅汇报说“这是通过举办几个研讨会和咨询会，以参与的方式制定出来的”，那恐怕是行不通的。 就采取行动的影响进行沟通 众所周知，尽管我们付出了大量努力，但环境却每况愈下，从“差”变得“更差”。所有的投资都还没能给我们带来显著成效，我们还正在努力实现“重大突破”。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关于挑战与失败的信息要尤其慎重。 环境管理者承认失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需要确保信息的传达方式，使之能够更好地阐明为什么会失败。另外，普通公众对自己的行为越感到内疚，那么他们改变行为的几率就越高。然而，这需要可行的解决方案。 举个例子。1962年，策划公司David & Goliath帮汽车租赁公司Avis做了一个广告。当时，Avis公司的知名度远比另外一家Hertz要差得多。广告词说：“当你只是排在第二名时，你会更加努力”。这个广告在十年内让阿维斯的年度利润增加了120万美元，该公司用这个广告用了50年。[参见译者注2] 在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与2030年议程的制定中，采用行为与认知方法 2010年制定的联合国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仅实现了一部分；而且，现有迹象也表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恐怕难以全部落实。在即将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上，届时世界各国政府将面临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亦即如何维护人们对多边途径、以及对国家拯救生物多样性行动的信心。 自然保护可以从认知与行为的方法中获益——较之以往任何时候，现在尤为如此。这些方式，有助于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目标15（陆地生物）和目标14（水下生物）。刚刚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办的CBD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举办了一个FLEDGE边会，以上正是此次边会得出的主要结论。本文中举出的例子与方法，与很多提倡通过采取行动来改变人们行为的国家其实是一致的。我们希望，在制定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进程中，各国能在这些途径上进行进一步探索。 【译者注】 1. 社会认同（Social Proof）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又称之为“信息性社会影响”，它指：当个体向其所属群体成员获取确切信息时产生的影响，能导致社会影响。它描述了这样一种心理和社会现象——人们模仿他人的行为，试图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为。这个术语最初始于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在1984年出版的《影响力》一书。书中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在判断何为正确时，我们会根据别人的意见行事。尤其是当我们正赛特定情形下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正确时。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在某种场合做某件事，我们就会断定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2. 言下之意：承认自己的弱势，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认可。译者发现，这则“让我们更努力”的广告一炮而红，成为了西方广告史上一个成功地运用了心理学的一个经典案例，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读一下。广告播出后一年，Avis公司就从之前的亏损320万美元，华丽丽地变为盈利120万美元，这可是该公司十多年来首次盈利。从1963年到1966年，Heitz公司没有把Avis这场运动放在眼里，其轻敌导致了这两个品牌之间的市场份额差距从61–29缩小到49–36。） （编辑：Wend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