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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与行动
设计和规画会议上的工作坊中。（图片来源：GLF） 我们开始规划在正式会议上的青年工作坊，为正式的会议之外增添年轻的氛围。我们这组所负责的主题是林业与生态，针对全球森林环境的恶化进行讨论，讨论此起彼落地进行，但我们彷彿分别在数条邻近的河流上，始终朝向同个方向、同个大海。 ──如何促使人们开始行动？ 这是历久不衰的问题。当我们希望人们起身行动，尤其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边缘的价值，行动的“理由”弥足珍贵。此时，若从历史上对于保育的概念演进，可以一窥人们之所以选择尊重大自然背后的不同理由。 1960年代，人们对于保育与自然的想象是人与自然严格分际的“Nature it self”（2），这个时期的保育策略倾向划设保护区，保护人类想象中的原始荒野。2000年，生态系服务（Ecosystem services）理论出现，人们聚焦在自然供给人类社会多重功能的“Nature for people”，强调自然是支撑人类社会的一环，生态系供给人类社会的价值应该被重视，这个时期的保育策略则倾向生态系给付，由货币来衡量自然的价值。如今，则演变成重视人与自然交错互动、整体社会自然环境变迁的“People and Nature”。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演进的方向使人与自然的界线逐渐模糊交融，我们直观上会认为界线的泯除将促使两方的利益趋向一致，人将不致做出过于破坏性的行为。然而，综观全球生物多样性消失的飞快速率，仅是强调人与自然的脣齿相依，已不足以回应眼下面临的复杂挑战。或许，我们不该视这些保育与自然的想象是一个线性的演进过程，而是平行多元的理论流派，人们可以为了自然本身的美，又或者避免自然界的反扑、基于自然对于社会的支持功能种种理由来做为实践的动机，而它们各自对应的保育策略，例如“Nature it self”的保护区划设、“Nature for people”的生态系给付等，多元并济地使用与在地社会文化相对应的手段，将是生态保育呼应在地歧异性的机会所系。 我们能为了各种理由支持生态保育，就如上段所述。但我们组员也讨论到，即使一些世人已意识到生态保育的重要，却有太多的无力感垄罩整个议题的进展，如同来自肯亚的L说，她认为许多农夫明白生态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象是蜜蜂与蝴蝶有传授花粉的功能，有助于农业生产，却对于自己能做些什么感到怀疑。个人与议题的距离始终需要被填补，如何让个人感觉到议题与自己的切身相关，是运动者需要不断努力的目标，比如给予粮食供给与生物多样性连结，农夫的利益与在地生态紧密依存的关系。 极右派势力崛起，冲击全球环境运动 有一段时间，我们讨论着环境政策与运动的“权力”，权力象征着对其他事物的宰制，比如近期环保界的噩耗─巴西总统巴索纳洛的当选，组员们个个显现忧心神色，有些人认为巴索纳洛的当选，可能让更多国家选出极右派领导人，这将大大重挫目前的各项气候政策和其他环境政策。 “我们该怎么说服越来越多的极右派？象是美国的川普、巴西的巴索纳洛？”来自德国的C说。极右派势力的言论与行动，一再印证其与暖化怀疑论、反环保等的紧密连结，随着全球政治版图的极端化，环境运动者该如何应对？该多大程度的妥协亦或力争？ “别忘了除了政府以外，我们仍有不同阶层的权力来推展环境运动。”来自英国的K说。她认为环境运动不该将希望全押住在政府身上，政府的力量是运动中造成改变的一环，然而个人与组织等权力位阶较低的单位也必须同时并进，如果政府失能，那就倚靠各阶层的权力来进展。来自法国的C则提及近日巴黎发生的“黄背心运动”，以调涨燃料税作为导火线产生的一连串抗议事件，她说，极右派的崛起与民间贫富差距扩大、政策未妥善顾及社会公平有关，在推动相关政策时，如何细致地考量公平正义会是重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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