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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下午，绿会召集环境法、诉讼法、技术方面专家二十余人，对常州毒地案进行了研讨，夏军律师发表了如下意见：
对常州毒地案，一审法院认为，被污染的环境要素包括土壤、地下水已经得到修复，不管是政府修复的还是被告修复的，只要环境修复了，那么这个诉讼目的就实现了。二审法院就没有这么局限和狭隘，用了一种不太明晰和准确的方式，确定了污染者要承担侵权责任，即土壤修复最终的民事上的法律责任，由实施污染行为的被告企业来承担。 公益诉讼奉行职权主义和国家干预。行政机关以外主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就是要把诉讼利益别无选择地判给第三方，第三方主要指的是政府，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公益维护者，是履行法律义务的案外主体。公益诉讼案件中的诉讼利益，尤其是污染治理修复费用，通过法院判给行政机关这个案外人，从理论上、逻辑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环境公益诉讼就是一个他益诉讼，胜诉获得的利益并不归属公益组织原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它设计的路径或者基本的精神，其实就是允许修复治理费用判给政府的。常州毒地案和其它案件不同，其它案件还没有修复环境，还没有发生修复费用，法院既然能将没有发生的未来费用判给政府，那么治理修复已经发生的费用，为什么不敢判给政府，这从逻辑体系上是讲不通的。此外，在环境尚未修复的其它公益案件里，政府并没有参加到诉讼程序中来，法院一样把修复费直接判给政府，这时候可没有人拿“另一个法律关系”来说事，为什么切换到常州案件就不能这样判决？！ 公益诉讼的判决要适当突破法律关系，从实质上维护公益并一步到位，不管行政部门是否涉诉以及是何意愿，不管环境修复费是否已实际发生，都可以把这项费用判给行政部门。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或者做一些新的补充性规定，或者通过具体案件的裁判，进一步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因此，常州这个案子一定要申请再审，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也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交给最高人民法院来回答。 （编辑:Wend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