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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6日，常州市、三亚市等5个垃圾焚烧项目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评为“绿色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典型案例”，正面肯定了部分垃圾焚烧项目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需要警惕的是，在“PPP模式”下，企业作为生活垃圾焚烧的建设运营单位，在环境合规的前提下，具有天然的逐利属性。 面对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天平，政府监管、环保组织发声、公众参与等“外部压力”必不可少，企业积极的“自我环境认知”带来的主动环保投入对于推动持续降低垃圾焚烧的环境风险同样不可或缺。 垃圾焚烧的“PPP模式” 2000年，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第一批)，将垃圾焚烧处理设备纳入名录，自此拉开了我国鼓励发展垃圾焚烧处理的序幕。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号），开始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电价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0.25元。 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6部委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等，联合印发了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为社会资本参与垃圾焚烧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开辟了窗口，即“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截至2021年10月31日，在政府全方位的鼓励下，我国在运营焚烧厂共有642座，垃圾焚烧能力达73.4万吨/天，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约45%[1]。 “PPP模式”则逐步成为了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的主流模式：企业投资运营，盈利主要来自于垃圾处理费和电价补贴，地方政府负责垃圾收运，并承诺垃圾保底量[2][3]。 但是，政府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可能并不一致。 在垃圾焚烧厂建设运行中，政府的目标是完成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避免“垃圾围城”，而企业的天然属性是逐利，二者利益的不完全匹配很可能导致环境安全隐患的出现。 企业的“环保动机” 企业的环保行为一般受到来自“外部压力”和“自我环境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其中，外部压力包括政府、资本市场、环保组织、消费者等主体，“自我环境认知”往往与自愿型环境规制[4]相关，比如管理层的环保认知对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有显著的正面影响[5]。 随着垃圾焚烧企业“外部压力”的逐步增强，全国垃圾焚烧厂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等烟气常规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开始逐渐合规，但多项研究[6][7]表明，在生活垃圾焚烧厂附近，以重金属、二噁英、多溴联醚等有毒有害物质在环境介质中仍能够被检出，环境暴露风险依然严峻。 项目团队认为，国家法律标准只是底线，对于潜在环境风险巨大的垃圾焚烧行业而言，如果想要持续推动垃圾焚烧企业降低环境风险，“自我环境认知”与“外部压力”一样不可或缺。 企业的“自我环境认知” 垃圾焚烧厂一般全称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按照名称和功能做分解，可以分为“垃圾焚烧”、“发电”两个部分，即垃圾焚烧发电厂既具有“垃圾焚烧”处置的环境效益，又具有“发电”这一能源化的经济效益。 观察发现，基于两种效益的叠加，不同政府部门或企业对垃圾焚烧厂的称谓截然不同。 比如，城镇生活垃圾主管单位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等政府部门一般称之为“垃圾焚烧厂”，生态环境部、财政部等部委一般称之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焚烧企业则自称“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项目”或“垃圾发电厂”。 但出乎意料的是，竟有个别垃圾焚烧企业自称“电厂”。 项目团队认为，企业的自我称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管理层对垃圾焚烧的思考和定位，由此提出疑虑： 自称“电厂”的垃圾焚烧企业会不会倾向于将自身视为“将热能或动能转换为电能的设施”，从而容易关注经济效益而轻视环境效益？ 带着疑问，项目团队检索了旗下均拥有超过18座在运行垃圾焚烧厂的10家大型垃圾焚烧企业，包括：光大环境、三峰环境、深能环保、康恒环境、伟明环保、中节能、瀚蓝环境、绿色动力、海螺创业和浙能锦江环境。 项目团队发现，“电厂”、“环保电厂”、“环保发电厂”、“垃圾发电厂”、“垃圾发电项目”、“环保能源发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项目”等多个称谓出现在了10家大型垃圾焚烧企业的新闻报告中，详见表1。 表1.10家企业对外发布信息对“垃圾焚烧厂”的称谓
按照对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二元划分绘制坐标轴，项目团队将称谓分为三类，包括： 第一类，更关注经济效益的“电厂”； 第二类，更关注环境效益的“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项目”； 第三类，既关注经济效益又关注环境效益的“环保电厂”、“环保发电厂”、“垃圾发电厂”、“垃圾发电项目”、“环保能源发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等。 详见图1。 图1.各称谓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坐标轴上的分布
企业的“环境表现” 垃圾焚烧企业的“环境表现”是否会受到企业的“自我环境认知”影响呢？具体而言，在国内垃圾焚烧企业普遍实现常规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基本达标的情况下，使用“电厂”称谓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环境表现”是否会存在明显差距？ 如表2所示，“浙能锦江环境”不仅在日常的新闻发布和年报[8]“经营与财务回顾”板块称垃圾焚烧厂为“电厂”，而且在年报的主席致辞“社会责任”板块称垃圾焚烧厂为“电厂”。可以认为，“浙能锦江环境”认为垃圾焚烧厂是“电厂”的观念不是偶然。 表2.“浙能锦江环境”使用“电厂“称谓的场景
根据“企业污染控制措施的环保标准越高，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越少，需要支付的经济成本就越高”[9]这一常识，项目团队认为，积极的“自我环境认知”能够推动企业进行环保投入，从而持续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 那么“浙能锦江环境”偏重经济效益的“自我环境认知”和它的“环境表现”是否存在关联呢？ 据此，项目团队以青悦数据[10]的环境绩效分析为参考，横向比较2021年10家大型垃圾焚烧企业的“环境表现”，尝试探索垃圾焚烧企业“自我环境认知”和“环境表现”的关联。 环境相关表现包括：污染物浓度（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一氧化碳、氯化氢）、排放稳定度（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一氧化碳、氯化氢）、超标排放、数据完整度、工况说明、CEMS备注、炉温异常、炉温稳定度、炉温完整度、炉温备注等共10大项18小项。 观察发现，“浙能锦江环境”旗下垃圾焚烧厂在14个小项上与同行业其余9家大型企业相比，普遍表现较差。 其中，18个小项中除二氧化硫污染物浓度、氮氧化物污染物浓度、CEMS备注、炉温完整度4项目分别排名2、5、8、5外，其余14项均排名后两位（9或10），详见表3。 总结而言，在“环境表现”上，自动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浙能锦江环境” 与其他9家大型环境企业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由此，项目团队认为“浙能锦江环境”自称“电厂”的行为和其“自我环境认知”存在关联。 表3.“浙能锦江环境”旗下垃圾焚烧厂环保相关指标表现
注：项目团队是在各企业自动监测数据基本达标的情况下，进行的排名分析。 期待企业强化“自我环境认知” 自2015年《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发布后，在国家全方位的鼓励政策下，社会资本开始大量涌入垃圾焚烧行业，以“PPP模式”建设运营的垃圾焚烧厂逐步占据行业主流。 需要明确的是，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垃圾焚烧厂建设运行的根本底线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果垃圾焚烧企业不能建立积极的“自我环境认知”，仅以短期内的环境合规为目标，盲目重视经济效益而轻视环境效益，垃圾焚烧的环境风险仍会居高不下。 因此，项目团队建议： 垃圾焚烧企业应当主动建立积极的“自我环境认知”，从根本上认可垃圾焚烧设施的公共属性。在日常管理中倡导企业管理层、员工更加关心、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从而持续推动降低垃圾焚烧的环境风险。 参考资料： 1.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的总结。 2.安信证券，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深度：复盘与展望，垃圾发电的进阶之路，http://pdf.dfcfw.com/pdf/H3_AP202004191378218131_1.pdf；中原证券，产业链一体化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龙头，http://pdf.dfcfw.com/pdf/H3_AP202010231423164621_1.pdf 3.在2021年12月广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服务项目招标文件中，取消了“保底量”说法，https://www.solidwaste.com.cn/news/330219.html 4.潘翻番，徐建华，薛澜，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1) 5.路江涌，何文龙，王铁民，刘颖，外部压力、自我认知与企业标准化环境管理体系，经济科学-2014，Vol.36(1):114-1256 6.聂海峰，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多溴联醚（PBDEs）分布特征及危害评价[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5 7.邱言言，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健康风险研究[D]，南京大学，2020 8.浙能锦江环境2020年年度报告，http://www.jinjiang-env.com/uploadfiles/202104/16180380452632.pdf 9.刘建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解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0，45(05) 10.青悦数据网址：http://esg.epmap.org/gipp?tab=2 （编辑：逍遥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