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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较为典型的几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案例为例，E20研究院固废产业研究中心对几种模式特征（包括系统性、便捷程度及市场化程度）及实施效益（包括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进行了归纳总结。 谈及垃圾分类，当前大多数政府和企业关注的重点领地以大中城市为主，极少涉足农村地区。但从实施难度考虑，由于城市具有垃圾产生量较大较集中、人口流动性大、垃圾种类复杂的特点；而农村垃圾则在产量和种类方面都小于城市，且类别相对集中，以易腐垃圾为主，且农村具有熟人社会特征，垃圾分类工作相对更便于开展，相比城市地区更具有优势。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开始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不少地区在政策红利倾斜下开始尝试探索出了适合当地特点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以目前较为典型的几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案例为例，E20研究院固废产业研究中心对几种模式特征（包括系统性、便捷程度及市场化程度）及实施效益（包括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进行了归纳总结。整体来看，浙江金华模式相对较为全面，未见明显短板，其中尤以其高便利性，易于被农户理解、接受而广受推崇，这也使其成为国内农村垃圾分类的“样板间”。而以湖南长沙县为代表的“全流程、无害化、系统性”农村分类模式，则通过引入市场化力量，打通分类末端无害化处理产业链，实现了农村可回收垃圾及有害垃圾的无害化和资源化。从“蓝箱”“蓝屋”“蓝车”到“蓝岛”的全流程运作则大大提高到了分类模式的系统性，使分类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创新性和高效性方面独具优势。“宁乡模式”和“罗江模式”则由于其充分利用了农村的熟人社会及激励机制，在分类的同时结合提升农村就业、助力脱贫等惠农政策，充分发动留守人群粘性，营造了良好的分类氛围，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 1 当前典型的农村垃圾分类模式及实施效益评估情况 为此，E20研究院对目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案例进行了分析总结，以期为更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探索提供可参考模板。 1.湖南长沙模式 湖南长沙模式是典型的“资源回收型垃圾分类”模式，其分类模式的显著特点在于以可回收资源为核心，最大化地利用了分出物的资源化价值，减轻了末端无害化处置设施负荷。 湖南长沙县逐步转变过去“户投放、村收集、镇中转、市处理”的转移式处理方式，按照“全域覆盖、全民动员、全面推进”的思路，推行农户生活垃圾“三分法”，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投放，倡导易腐垃圾不进桶、不出户，引导村民源头减量、就地生态处理，积极构建“户分类投放、村分类收集、镇分布处置、县市分类利用”的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新体系。
图 2 长沙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转运处理路径图 长沙模式在分类服务、清运转运、分类处理全流程进行了市场化运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分类服务方面，湖南长沙模式引进了社会化力量，通过“一起分类”的模式构建了从分类投放（蓝箱、蓝袋）、分类收集（小蓝屋）、分类运输（蓝车）到分拣打包中心（蓝岛）的“蓝色分类模式，用以进行可回收垃圾及有害垃圾的全流程分类： 1、建立村小蓝屋用于分类存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由村保洁管理 2、建立镇中转站用于收集镇所辖村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的分类存放、分拣打包，由镇环卫部门负责管理 3、建立蓝岛，用于各村、镇可回收物集中分拣打包和有害垃圾分类存放 4、建立蓝车，实现垃圾分类收运 在收转运环节，通过服务外包，三年共投入垃圾清运费4000余万元，由专业公司负责全县城乡垃圾压缩站的终端清运，统一送市中转场后、进入市属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在末端处理环节，长沙县率先打通了垃圾分类回收终端处理渠道。2013年10月，通过采取自购服务方式，推出了有毒有害垃圾“统一收集、统一运营、统一处置”的举措。经过近四年的探索，2017年5月，通过公开招标，两年共计投入389.4万元，引入当地大型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域推进新一轮城乡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统一回收、统一清运、统一处理”服务，不仅打通了全县低值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处置渠道，解决了镇村垃圾分类的后顾之忧，也减轻了长沙市终端的处置压力，还让废弃的玻璃、塑料、橡胶、纺织品等变废为宝。而针对农村垃圾中含量较高的有机垃圾，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已建设的长沙县城乡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产业基地基础上，试点处置长沙县农贸市场果蔬垃圾及园林绿化垃圾，形成日处理可回收垃圾、园林垃圾、果蔬垃圾、乡镇垃圾等300吨规模；同时，依托该公司的城乡垃圾集约化处置技术，拟在部分乡镇开展试点，通过分布式机械生物MBT+集约化RDF能源转化应用，实现乡镇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源，实现乡镇垃圾处理不出镇。 在实施效果上，以长沙县春华镇九木村为例，每月转运的其他垃圾由未分类前的100吨，降至2吨，减量化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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