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丨直击“2018年绿色发展及绿色金融国际高峰论坛”

江北新区高质量发展呼唤绿色金融助力

8月17日，在南京江北新区举行的“智汇长三角融合新江北――2018年绿色发展及绿色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上，与会的业界知名专家、政府领导表达了对江北新区发展绿色金融的期许与建议。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海内外高校和专业研究机构、江苏省内金融业联合会和各省级金融机构的众多绿色发展领域知名研究专家、教授学者、业界精英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共计三百余人齐聚峰会，共议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发展。

本次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市人民政府指导，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中国经济时报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绿色发展始终是南京的不懈追求。在致辞中，南京市市长、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主任蓝绍敏对江北新区未来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发展的愿景做了介绍。他说，作为江苏省省会、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长三角特大城市，当前，南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让绿色成为发展的普遍形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努力在全国全省当好标杆和表率。南京加快推进绿色转型，培育壮大绿色动能，需要金融的支持和保障，希望通过创新性“绿色金融”制度安排，进一步丰富创新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大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力度，引导和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绿色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蓝绍敏表示，大力发展包括绿色金融在内的各类新模式、新业态，不仅完全符合南京的发展方向和现实需求，而且与江北新区正在打造的“两城一中心”中的新金融中心建设高度契合，必将进一步激活南京发展新动能，加快提升江北新区新金融中心建设的发展能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对江苏地区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向前发展表达了他的期许与建议。他在致辞中说，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变既是从以数量扩张为主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变，也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从新旧竞争优势转换的角度看，需要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转变到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从新旧增长动能接续的角度看，需要推动传统动能的转型升级和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壮大。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余斌认为，南京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定位，需要不断创新发展理念，走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之路。作为国家级新区的江北新区，近年来围绕“三区一平台”的战略定位，全力聚焦“芯片之城”“基因之城”和“新金融中心”这“两城一中心”的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为江苏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支撑，也体现了东部率先发展的领头羊的使命和担当。

实际上，江北新区已经为绿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江苏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自成立以来，积极践行“生态先行”的发展理念，紧盯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和科技创新前沿领域，聚焦“两城一中心”建设，并通过积极发展以绿色信贷、绿色基金、创新资产管理等为主的绿色金融，着力建立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加环保、更加节能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表率。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芯片之城”“基因之城”。“芯片之城”，以全球芯片制造业龙头企业――台积电为引领，带动140余家来自世界各地的集成电路企业落户新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芯片之城”，力争到2020年形成以芯片设计为核心的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基因之城”，以建设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为契机，引进诺禾致源、世和基因等知名的基因测序企业，以全亚洲最大的基因测序基地为基础，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细胞谷”，力争到2020年构建千亿级的生命健康产业集群。与此同时，以创新、优质、绿色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视野，加快推动钢铁、石化等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改造，鼓励支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世界一流、国内顶尖”的新材料科技园区。

积极践行绿色金融理念，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新金融中心。2017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要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的政策和体制优势，集中全省力量，在江北新区建设与上海金融中心错位发展的扬子江金融集聚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资本吸纳能力、产融结合能力和创新转化能力的全国一流新金融中心。目前，江北新金融中心一期项目已经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60亩，总投资123亿元，建成后将重点集聚金融资产管理、区域股权交易、科技金融和保险创新等新金融业态，支撑新区加快建设扬子江新金融集聚区。当前，江北新区正在全面聚焦三大业态，加快推进各类金融资源集聚，努力形成快速化集聚效应：一是大力集聚资管机构。注册资本120亿元的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芯鑫融资租赁、安心保险等一批新金融业态企业已正式落户新区，积极引进苏宁金融、国寿投资等一批有影响力和带动性的金融机构入驻新区，加快打造大资管生态圈和新金融全产业链。二是大力集聚各类基金。全面聚焦新区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两大产业，充分发挥省市共建南京江北新区发展基金、新区协同创新基金两大抓手作用，参与百亿元级长三角协同创新基金设立，引进国寿大健康投资基金、工银普拓投资基金、新希望医疗健康基金、江苏省供销合作产业基金等一批重点产业投资基金，着力发挥基金对于资本集聚和科技创新的双向驱动作用，助推新区产业、科技、金融融合创新发展。三是大力集聚金融科技企业。先后引入SAS科技、苏宁金融科技、荣泽科技等一批金融科技代表企业，加速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对金融科技的应用，构建开放共享的“金融+科技”生态圈。预计江北新区今年将集聚金融企业500家，累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企业80家。未来三到五年，江北新区将努力实现集聚金融企业1000家以上，金融资本规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目标，成为江苏省南京市最为重要的金融集聚区和新金融中心之一。会上，省市政府领导和部分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江北新区与国研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与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南京江北新区中心区发展有限公司、南京邮电大学人口干部培训中心、新加坡公共政策研究所、英国牛津科控商学院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众多签约标志着江北新区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领域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会议还邀请到了江北新区领导和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登台演讲。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作江苏省内唯一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的推荐介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如何提质增效提出了他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分享了怎么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思考；来自英国的全球气候债券倡议组织首席执行官SeanKidney（桑?金德尼）阐述了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机遇；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李国旺从绿色发展的方向、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范从来从政府行为的优化、上海陆家嘴绿色金融中心理事长王洪卫从绿色标准的完善等不同视角，深入探讨绿色金融的发展路径，新加坡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刘叔铭向与会者介绍了东盟绿色商机及新加坡绿色金融经验。

另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金融业协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安国俊，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安永Ernst?Young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大中华区业务总监李菁，中国城市发展基金会副会长、GFA绿金中心发起人郑小平，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沈双波，中国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敏捷智库董事长张晓东，中改一云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安强等七位嘉宾共同参与了圆桌论坛的讨论，交流和分享了绿色产业及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成果。

本次论坛还举办了“南京江北新区绿色产业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研讨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国内外学者和省市政府领导参会。

在会议之外，论坛还安排了“海内外专家看江北”参观活动，实地走访了南京江北新区规划建设展览馆、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江北新区基因国家大数据中心。

海内外专家学者献计南京江北新区绿色发展

作为中国第十三个、江苏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南京江北新区自2015年6月27日获国务院批复以来，围绕自主创新先导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长三角地区现代产业集聚区、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台这一战略定位，合力建设“芯片之城”“基因之城”和“新金融中心”。

江北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李保平首先介绍了江北新区的概况。李保平表示，江北新区围绕着“三区一平台”“两城一中心”的定位，大力支持相关产业发展，同时在城市建设上也紧跟国际先进理念，采取海绵城市、小街区、密路网等设计方案。到2035年时，预计会有20条以上过江通道的存在，彻底打通江南与江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首先表达了对江北新区发展的期待，针对立体交通枢纽的建设提出了一点建议，希望可以有更长远的规划。针对绿色金融的发展，张承惠建议，江北新区要把绿色产业、绿色信息、绿色金融工具等有机联系起来，政府各部门之间需要协同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表示，目前所要推行的绿色产业，并不单是生态文明的概念，而是绿色工业文明，要为绿色经济服务。张永生说，通过上午的参观，感受到了江北新区的创造力与活力，希望江北新区可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样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蓝虹目前在贵安新区挂职，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在绿色金融的发展上，蓝虹表示，机构、政府、企业的定位不同，应该协同发展。政府要先有产业上的规划，当有了需求端后再引入资金。她还说，绿色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的一点就在于打破了地方的局限性，实现了一个全球性的资产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国俊则从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与落地衔接上进行了探讨。对于江北新区的绿色发展，安国俊建议，首先应该建立一个绿色项目库，形成完善的筛选指标与体系，在有了绿色基础创新体系之后，建立地方产业龙头，推动与金融的协同发展。

上海陆家嘴绿色金融发展中心理事长王洪卫认为，南京的科研创新能力很强，但应该考虑好如何把科研成果留在本地，实现本土转化。在简要分析了目前比较成功的国家级新区如浦东、深圳等不同的发展模式之后，王洪卫建议，江北新区应该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功能发挥空间。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认为，江北新区的规划与设计是非常先进的，但产城融合发展最核心的一定是人才。叶国标说，高科技、新金融若想实现协同发展，离不开“资”与“智”的双驱动。同时，满足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满足新区的文化精神需求，建立如剧院、美术馆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新加坡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刘叔铭则表示，绿色发展需要“三件”，即硬件、软件、心件。硬件是指要有一个绿色金融的标准，这样债券、股权、保险才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软件是指要有一个完善的管理系统；心件则是指要有绿色思维，同时需要有绿色人才。

《汽车知识》杂志社社长于昕?从新能源与智能汽车的角度，建议江北新区放眼全球，将世界知名企业的研发总部吸引过来。他说，江北新区全力打造的智能城市系统是很多其他地方难以媲美的，完全可以吸引全球智能研发机构落户江北新区，将智能汽车与智慧城市高度融合。

银行业发展绿色金融应提升到战略高度

绿色金融想要得到长远的发展，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套创新的体制机制，使得在市场化原则下能够将绿色项目、绿色融资产生的社会效益内生化，促使银行业金融机构能够获得相应的财务收益或财务成本，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长足发展。

连平认为，银行业机构绿色金融发展呈现分化状态，部分银行已走在行业前列，而少部分银行仍在探索，层次梯队差距显著。以国开行、五大行为代表的绿色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发展中显著走在前列，根据各主要银行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国开行为绿色信贷市场的主力，近两年绿色信贷市场占比达20%以上，保持第一的水准；其次为五大行，市场占比达42%以上。相对的，少部分银行至今仍没有相关的绿色发展意识，也没有建立绿色信贷相关的完整组织架构，甚至还未设立绿色信贷相关职能岗位，无法形成有针对性的管理。

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尽管已初步探索，但国内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仍与国际同业具有一定的差距。国际同业的绿色金融产品具有多层次、丰富化的特征，涵盖零售银行、企业和投资银行、保险等领域。国内部分先进银行机构已初步在绿色信贷、绿色投资和碳金融领域有所创新。一些新兴的领域，如碳金融的衍生品、绿色保险等推进缓慢。

银行绿色信贷投向质效尚待提升。绿色信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将资金引导至既有迫切融资需求，但其又身处阶段性产能过剩的绿色制造领域的优质企业？二是如何以较少的投入进一步撬动节能减排的综合效益，顺利完成中国政府在《巴黎协定》的承诺目标：即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到65%。

银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制造端方面的贷款相对谨慎，更偏向于收益率稳定且有政府背书的项目类贷款。例如，近一半的项目贷款投入到绿色交通运输领域，但其贡献的节能减排量有限，仅占减排总量的标准煤5.1%、二氧化碳当量3.4%，这使得绿色信贷在撬动整体综合减排效益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连平指出，发展绿色金融，在宏观层面重点解决两方面问题。首先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加强各类政策的协同配合。一是探索推动绿色金融领域的立法，建议制定绿色金融相关的基本法以及地方性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绿色金融制度。同时通过法律的强制性作用提升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推动绿色金融法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互为补充，保证绿色金融制度的有效实施。二是完善相关制度细则，明确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归属。建议汲取普惠金融工作的经验，推进绿色金融相关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等相关协同作用，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例如，符合条件的绿色信贷不计入存贷比考核。再如，部分绿色产业的财政补贴可以以贷款优惠的形式发放给企业。

其次是完善绿色金融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绿色金融体系标准。要加快出台基础性体制机制。进一步建立完善用水权、污染物排放等交易机制，建立绿色评级体系，健全相关信息渠道的统计监测等。

再次是要强化企业环保信息披露。对于环境指标不达标的企业应加大其违规成本，并在信贷、发债等多个环节提高门槛。

另外，还要完善绿色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已建立了环境交易所、节能减排项目中心等第三方评估机构，但相较发达国家仍显不够，需要提升技术识别水平，提升公信力。

当然，还要统一绿色金融领域标准。建议成立跨部委的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强化统筹协调，对现有的标准重新进行整合，推动重点领域的标准早日出台，保障标准的统一性和通用性。

银行业如何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连平建议从五方面着手：一是将发展绿色金融提升至战略高度，积极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二是开展同业交流和合作，携手共促绿色金融发展。三是做好体制机制等配套工作，为绿色金融发展保驾护航。四是针对绿色金融开展多角度研究，全面提升专业水平。五是大力提升产品创新能力，积极占领价值链高地。

探索推出环境资产产权抵押、质押贷款等创新业务，同时积极探索在零售领域引入更多的绿色零售产品，例如绿色信用卡、绿色按揭贷等，进一步提升绿色信贷的创新能力。探索在境外债券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外币和离岸人民币绿色金融债券。综合考虑绿色债券的特征和自身资产配置需求，适度加大对绿色债券的投资；研究开发以绿色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进一步探索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设立绿色产业基金等方式参与权益市场。积极参与碳排放国际市场，加强市场化运作和专家管理相结合，创新各种碳金融衍生品，提高自身开展碳金融业务的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需协同推进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是以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为主要目标，由政府引导，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产学研用协调互动的有机系统。马名杰认为，尽管我国绿色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保持快速增长，高于同期全球水平，我国绿色技术相关的技术交易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但是，相较国际标准以及国内发展需求而言，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绿色技术投融资力度不足、渠道不畅。首先是公共投入不足。绿色技术项目主要依靠财政资助和政策性贷款，投入规模有限，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其次是带动作用不强。从2010年起陆续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清洁生产专项资金”及“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对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带动作用并不强。另外，绿色金融滞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及股权投资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资本市场运作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等尚不成熟。而在税收激励方面，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的税收减免力度小、环境税收体系尚不健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效率不高，地方政府及企业投入绿色技术项目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绿色技术的市场激励机制尚不健全，表现在消费者需求不足，政府采购的有效机制尚未建立，环境监管长效机制缺失。

马名杰说，2013年，我国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的比重接近20%，但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采购制度设计缺陷。绿色采购清单覆盖面偏小，工程和服务类项目采购涉及较少。过于强调“资金节约率”等评价标准、采购预算信息不透明等。对全生命周期环保重视不足。能否列入节能环保产品清单主要看最终产品，对其生产过程是否节能环保的评估应用不够。另外，法律法规不少，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采用绿色技术积极性不高等。

三是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协同性不高，绿色产品公共推广应用体系不健全。马名杰指出，绿色技术创新管理涉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原环境保护部、科技部以及国土、水利、海洋、农业、林业、住建等多个部门。但是，统筹协调不到位，资源投入分散、政策缺乏衔接，政策体系结构性失衡。如垃圾分类回收利用，虽然在回收环节建立了分类回收体系，但在处理环节未能实现配套，仍混同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打造过程中，地方保护导致绿色产品市场分割。如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购和补助新能源汽车时，往往根据本地汽车制造企业的产品定标准，而一些节能环保效果好的外地产品被挡在门外。

如何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马名杰建议，一是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提高绿色技术供给质量。二是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统筹协调和政策配套。要加强全产业链的统筹规划，协调供给与需求，以及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过程。要加强创新链的统筹规划，从研发、成果转化到示范推广、培育新兴产业统筹规划。要统筹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与地方的规划和政策。中央各部门要加强政策统筹和分工落实，行动计划要明确牵头单位和相关单位，共同制定政策，综合施策。三是强化市场激励，释放绿色技术市场需求。要完善政府采购、补贴、奖励、贷款贴息及融资担保等政策工具，加强绿色产品的应用示范和消费者补贴，为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创造和培育市场。四是完善绿色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马名杰建议，借鉴日本“领跑者”方式，建立节能减排“领跑者”标准制度，通过确立行业标杆，实行创新导向型激励机制。另外，加强节能环保标准的执行，提高监管效率。与此同时，还要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建立绿色发展导向的制度体系。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范从来

发展绿色金融：应发挥政府“守夜人”职责

近年来，我国绿色债券增速下降、债券风险频发，也累积着绿色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同时，在项目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洗绿、“漂绿”与“目录式”管理问题。

选择性地公开一些正面的环境信息而隐瞒负面信息的行为被称为“洗绿”。“漂绿”则是以“绿色”之名融资，行非绿色之实；“目录式”管理是指依赖绿色金融业务“目录”开展绿色金融，忽视对融资项目真实绩效的识别与分析，忽视对绿色融资的企业或项目真实的技术水平、实际盈利能力的深入考察。

范从来认为，围绕这些问题的解决，建立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体制与机制，有效解决绿色金融活动的社会责任与商业盈利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如何有效地发挥政府职能，范从来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行为的优化。

一是补贴改贴息。对绿色产业的直接补贴固然能够调动绿色产业部门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存在着杠杆率低、覆盖面窄、容易滋生谋补骗补等问题。贴息，可以杠杆撬动金融资源进入绿色项目，放大财政资金调动社会资本的杠杆率；如果贴息3%，相当于政府花了1块钱，调动了33块钱的社会资本，来共同参与绿色投资，扩大绿色企业覆盖面。

范从来认为，贴息只是利息的一部分，为了保证本金和利息的获取，金融机构必须对绿色项目的绿色及其风险收益进行认真的识别，降低骗补风险。

二是建立担保机制。范从来说，美国能源部在2006年开始对新能源产业提供担保。当时美国政府认为，新能源是战略行业，政府部门应予支持，但银行认为新能源项目风险很大，贷款的违约率会达到10%。这么高的违约率，银行不愿参与。美国能源部按10%的违约率给银行拨了一笔资金，用于覆盖违约风险。项目完成以后，实际违约率只有2%。最后成功地推动了核电、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如果仅靠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债务融资，可能会导致绿色项目的杠杆率过高。因此，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有必要加大股权融资，降低杠杆率。发展基金，尤其是股权类基金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整体而言，范从来认为，绿色金融发展中面临困境的根源是“金融”本质与“绿色发展”外部性之间的矛盾，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是政府守职与激发市场内生动能相结合。解决政府补贴困局的可行路径，是通过补贴改贴息、担保，大力发展市场化的绿色发展基金，对政府的绿色补贴行为进行优化，推进绿色金融的迅速发展，实现中国的绿色发展。

上海陆家嘴绿色金融中心理事长王洪卫

绿色标准：绿色金融发展必须迈过的坎

王洪卫说，中国尚未建立绿色投资标准体系，缺乏对“绿”的甄别机制，未将绿色投资纳入监管体系，因而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绿色标准体系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一旦中国绿色投资的标准体系得到完善，将大力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真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为此，发展绿色金融，必须建立绿色标准体系。以解决绿色金融数量上虚胖、质量上缺乏竞争力、产业发展偏离方向、监管落不到实处等问题。

王洪卫建议，一是借鉴国际标准，结合国内实际建立绿色标准体系。在建立绿色标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又要力争与国际标准接轨，以标准化促进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

二是分层次建立不同层级绿色标准。在建立统一绿色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不同绿色程度建立不同层级绿色标准。建立通用的统一标准。指导绿色相关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根据绿色程度不同，建立不同层级绿色标准。根据绿色程度的不同，可将绿色标准划分为“深绿、中绿、浅绿”三个等级。

三是建立第三方绿色标准评估体系。建立第三方评估体系，保证评估的公平公正，将一些名义上的绿色投资，但实际上属于非绿色的项目排除在外。

四是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绿色金融扶持政策相结合。将绿色相关的产业政策、绿色标准体系、绿色金融扶持政策有机衔接，三者相互结合，互为配套，提高可操作性，促进产业发展。

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新加坡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刘叔铭

东盟绿色金融商机无限

刘叔铭介绍，目前东盟每年需要200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而每年的供给只有400亿美元。从2016年至2030年，东盟需要大约3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在2016年，私人领域对绿色投资的融资占比为25%，公共领域占比为75%。到2030年私人领域的占比将达到57%，而公共领域占比将下降到43%。但是，私人领域的融资在未来将扮演更大的角色。

据介绍，东盟的绿色领域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其中食品、农业和土地使用占13.3%，能源效率占13.3%，再生能源占13.3%，基础建设占60%。

刘叔铭认为，推动绿色需求的主要原因在于，东盟人口到2035年将增加1.08亿人，达到7.5亿人左右。东盟到2050年对食品的消费将增加40%。但是，对金融决策者的绿色工具尚未开发、分析能力不足、缺少非财务的环境数据，面对技术风险，官方需要政策框架，增加绿色投资的管道，制定绿色金融路线图。

他介绍说，东盟国家正尝试制定一套通用的绿色债券准则，以便融资者、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能够有所遵循，投资者也能够有更好的风险识别度，银行也可以考虑在他们的项目组合中进行环境压力测试或者是气候政策压力测试，以协助他们更好地了解风险。

刘叔铭还特别提到新加坡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的培训与法规的制定。他说，中国和“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是可以看得到的实体建筑，但是与新加坡的金融合作却是无形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东盟国家落实的“一带一路”的项目中有六成最早出自新加坡，因为许多可以提供项目融资的机构都在新加坡。除了项目融资之外，新加坡能够在绿色金融方面发挥的作用，包括完善的国际仲裁中心健全的金融法规和人力资源优势。

刘叔铭相信，只要东盟与中国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携手合作、求同存异，东盟和中国必将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牵引下，共创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