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愫欣是现今台湾的反核大将，1990年代末期，她在反核运动的低潮期加入社运社团，开始接触社会议题，然后开始在贡寮拍摄纪录片《贡寮，你好吗》，讲述贡寮居民的反核历程，也自此开启了对环议题的关注。 想要认识真正的社会？去NGO好了 「为什么妳会选择加入非政府组织（NGO）？」假想崔愫欣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不下百次，但她说起这段历程，仍是有滋有味。大学时期，她已经进入现在任职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担任志工，帮忙画海报、打字，也加入环境运动现场的田野调查。「我因为正义感而选读法律系，希望法律能在不公不义的事情上发挥它的作用。」
崔愫欣从核能议题到关注到节电与能源转型议题。吴宜静摄。 进入环保运动的田野，直接接触到环境运动的当事者。她将自己浸泡在环境运动的场域里，看事情的角度也因而转变。「以前看到媒体报导环境抗争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些人是怎么搞的？』，责怪他们在破坏社会秩序。」走入现场，她才发现：原来当地居民是经历许多的过程，可能面临家园被不当开发，也或者是他们的意见被漠视。短短几分钟新闻报导的背后，事情并不是她想的那样。「而这就是NGO在做的事，」她发觉，是NGO让那些的不公义的事情得以透过教育或是信息管道发声，若想更认识社会，应该要多多接触NGO。 从法律系到社会所，半路出家才回到家 社运经验让崔愫欣开始对社会学产生兴趣，法律系毕业后，她改读社会发展研究所。当时的主流声中，经常把经济与环保当作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认为环境保护总是在阻碍政府或企业的经济开发，造成受害者与社会大众的对立。「台湾反核运动从1988年开始至今，已有20多年，其间经历多次起伏。我参加反核运动是1995年，正逢台湾反核运动的低潮期，社会大众对这议题早已麻痺了。」反核运动在那时，只剩下「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抗争者」的标签。 对于所谓的「受害者」，崔愫欣展现出一种看见与同感。她认为社会是在沟通上出了问题，加上受害者的弱势处境，让他们在主流社会里没有发言的空间。除此之外，她也看出社会运动有其侷限性，一旦没有更多人为了反核上街头，就应该换一种表达议题的方式。崔愫欣以一个再肯定不过的语气说：「当大众了解他们的真实状况后，态度多半是会改变的。」 除了上街头抗议之外，她心想：纪录片或许能达到不同的效果。就读研究所时，崔愫欣选修了吴乙峰导演的纪录片课程。「我立刻想到在大学时期参与的贡寮的反核运动，是它让我决定改读社会学，是最触动我的题材。」对她而言，纪录片是一个很能打动她的媒材──纪录片导演花费大把时间拍摄，观众却可以坐在观赏席上，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就能了解事件在线性和立体面上的始末。 纪录片、影展、募资计划，随时代而行的倡议者 花六年时间拍完的《贡寮，你好吗》在各地巡回播映，她和纪录片一起走访各地，「你若问某人『反核或拥核？』，这就象是在问对方的政治立场般的尴尬、敏感。但是当那个人好好坐下来，花一小时把这部纪录片看完，了解当地人几十年来如此坚持反核的原因和心声，通常也就是可以开始平心静气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了。」 当人们意识到「有一群人因此而受害」时，便会因此柔软许多。以纪录片作为社会运动的工具，反倒让这个公共政策的讨论，变得理性、也容易沟通多了。曾有一位公务员在影片放映结束后，主动对她说：「我在公部门工作时，总觉得这些来抗争的居民是一群暴民、刁民，很讨厌。但看完影片才发现，我不应该用这样的角度去想所有人。」甚至连台电员工都因此受到感动，不再视反核抗争是激烈、不理性的事。对于一个环境议题的倡议者兼影像工作者来说，「听到这个回应，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深知影像的力量，崔愫欣延续《贡寮，你好吗》的经验，她所属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开始策划「核电影」双年展，引介各国与核能相关的影片作为环境教育素材，并以映后座谈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主题涵盖核电争议、核灾后续、气候变迁、空气污染、能源开发、环境权、人权等。绿盟乐于用影像作为讨论公共事物的媒介，她说：「影像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工具。」 2017年，绿盟发起「透明足迹」的募资计划，在环保团体圈中，无疑又是一次向大众进行倡议的成功案例。崔愫欣的慧诘灵活，充分展现在工具与媒介的使用上，透明足迹将台湾的空气污染和水资源污染整合在网站上，利用开放平台、信息开放与共享的概念，供各地民众和环保团体使用这些公开信息。民众藉由地图和地址，就能知道附近的工厂的负责人是谁？有没有偷排废气、废水？是不是曾经被开过罚单？
2017年，绿盟发起「透明足迹」的募资计划。图：吴宜静 摄 重要的事，不只要说三次 多年经验累积，崔愫欣领略到一件事：「相同的事情，要不停重复地说」。她原以为一些「基本知识」大家早都该知道了，不必再费唇舌。但她发现，永远都有年轻的一代进入社会，永远都有年轻的一代等待接受教育，「如果不重复地说，年轻一代是不会知道的。」崔愫欣惊觉自己竟然不能奋力「往前跑」，为了影响社会，她必须缓下步伐，把很多基本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新出的一代。她很明确地知道「不停地讲下去」，才能让影响力持续。 节能议题彷彿是一种过敏原，触动着民众的敏感神经。而过敏反应就是「节能会影响生活质量」，「节能会导致生活不方便」，「是不是要回到不能用电的远古时代……」等等错谬的认知。崔愫欣表示，节能简单来说就是「更有效率地用电」。尽管很多事例都已证明，在维持现有生活质量下，我们依然可做出对环境友善的事。「就像吸管已有很多替代方案，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大家还是一味地担心禁用吸管这件事情。」她所要做的，就是把事情一再重复地说，把正确的观念一再地传达。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究竟是两难还是两全？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冲突是真议题还是假议题？崔愫欣以环运人的铿锵，表示一则可以透过政策研究来探讨这件事情；二则，是透过环境教育，让人们直接体验环境与经济之间共舞的可能。对于「NGO要给予民众正确的信息去思量」这一点，崔愫欣一直紧守着，「否则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冲突根本就是被捏造出来的假议题。」 崔愫欣没有精神洁癖，也不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得是单选题。不单单能源议题，凡是任何工业文明本来就会付出环境代价，人们要做的无非是选择代价比较低的那个选项。「我倒想问那些说再生能源或绿能『也都有代价』的人，到底想要选择什么能源？而不是在那宣称环保能源也要付出代价，然后就选了那个代价比较高的能源方案。这是一个逻辑上非常大的谬误。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恶的，我们就选大恶那个。」不必要的对立、不明晰的思惟所造成的混乱，在她眼中显得有点嫉恶如仇。 能源转型，小市民可以做什么？ 「民众可以参与公民电厂的投资，投资购买太阳能板，赚取绿电售出的利润。」崔愫欣说到近年努力耕耘的能源转型议题，一反在大众面前向来冷静的神色，眼神和语气都开始出现阵阵鲜活闪亮，「反过来，也可以选择出租屋顶，赚取租金收入。」除此之外，改用节能家电、LED灯具，冷气保持适当温度，在室内加装循环扇，提升冷气效能等等，都是可行之法。「如果大家都愿意做这些『简单的小事』，甚至用一座城市的规模来节能，集合起来的效益就会很惊人。」
崔愫欣鼓励民众加入公民电厂的投资。图：吴宜静 摄 一个人节能，或许有点不明白成效何在，但，如果是一整座城市都这么做呢？崔愫欣举韩国首尔为例，2012年首尔推出「省下一座核电厂（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的节能政策，韩国政府以政策带动社会，靠着节能与再生能源，让首尔成功省下一个核电厂的能源消耗量。目前，首尔将朝向省下第二个核电厂继续努力。 「这就是公民力量。」她务实地表示，节电、更聪明的用电不能仅仅是一种温馨的心灵改革，「因为大家很容易就懈怠了，但是如果众人一起参与，就能看到意义了。」她主张分散式的能源政策，从社区开始让改变发生，然后遍地开花。 百万绿行动，冲破消极不作为 崔愫欣参与「百万绿行动」发起人行列，鼓励大众采取生活环保。她认为这是一个让民众具体行动的好机会，目标数量一百万的活动，不但意味着台湾在国际间具体的参与，也同时意味着同伴感，让想要过绿色生活的人们不觉得孤单。「这是突破当今人们消极不行动，消弭个人主义的好方法。」 以前，反核运动是追着政府和核电厂打；而今，他们也被核能的拥护者追着打。崔愫欣必须左右开弓，「要迈向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光谱上的任何一种压力团体都是要存在的。」面对拥核团体，崔愫欣也乐见他们发声、立论，甚至期待拥核团体采取行动，游说民众着手的倡议或是展开申请核废料放置场址。
崔愫欣于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办公室接受专访。吴宜静摄。 反核运动在台湾持续发展着，从街头抗议到多元方式倡议。绿盟持续仍在政策研究的本业上深耕，提供各种信息游说政府，或提供给其他环保团体去「打仗」。作为一位倡议者，必须拥有一颗坚强的心脏，深澳电厂一案，让很多环保人士深感打击与沮丧──反核运动走了这么多年，节能推了这么多年，政府不发展再生能源，却要盖一座火力发电厂。 台湾正值能源转型的过渡期，崔愫欣的工作战场越开越多，被减核、空污、燃煤、火力发电、核电厂除役、天然气、再生能源等关键字包围着。能源议题不但容易泛政治化，也不容易让一般人理解。崔愫欣的反核人生，一次次地坚强，一次次地受挫。采访现场，她依旧精神奕奕，字字铿锵。 （本文字体已经过繁简转换，编辑：Jam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