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骥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发言中介绍说，能源基金会的使命是通过推动能源转型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中国和世界完成气候中和，达到世界领先标准的空气质量，落实人人享有用能权，实现绿色经济的增长。目前其在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二轨合作、空气质量、城镇化、电气化等六大综合交叉领域成立了综合工作组。他还介绍了展开气候变化经济学对话的背景，并指出，目前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一、战略和规划的起点正在发生巨变，需要重新定义新起点；二、在现有起点上发展内涵的新变化：资本、投资和消费概念的扩展；三、把绿水青山兑现为金山银山：环境产权的交易、定价或税制改革。 林毅夫教授的主题演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能源革命、气候变化、环保政策的战略进行了解读。他首先分析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说，低收入国家的产业主要是农业，中等收入国家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高收入国家则是以服务业为主，而三种发展阶段反映到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上，则呈现倒U字曲线。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后，环境通常会恶化，只有慢慢进入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环境才能改善。经济发展速度和环境恶化不能简单对立。以印度为例，40年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慢于我国，但其环境却比我国恶化很多。如果让发展中国家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导致的是处于制造业阶段的时间更长，制造污染的时间更长。同时，如果延缓了经济发展到高收入阶段的速度，收入水平就相对比较低，那么治理环境的能力就比较低，因为环境治理需要经济基础。所以，我们要认清经济发展、结构变迁与环境的规律性。如果不认识这个规律而采取措施的话，投入的代价会更高，问题存在的时间会更长。
林毅夫 他指出，并不是说一国进入高收入阶段，环境问题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会自动消减。从国内来讲，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之后，人的需求就变化了，政策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就不仅是满足收入增长的需求，还要满足包括环境质量在内的美好生活质量的需求。从国际上来看，气候变暖是主要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阶段二氧化碳排放累积的后果，而这一后果则要由全世界共同承担。发展是人的权利，如果为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应对，要发展中国家不进入制造业阶段，长期留在农业的话，其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那么就很难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随之会带来人道主义危机和困难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全世界产生的冲击可能不会小于气候变暖产生的冲击。因此要承认发展中国家有发展的权利，同时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和能源使用方面做得更好。 林毅夫教授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可以在全球环境问题中成为领导者，作为表率采取更多有效的应对措施。重要措施包括，发展替代能源结构，进行能源革命；发展节能减排技术，进行技术革命。这些措施需要政府的可行而有效的环保政策的支持。对内，首先要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不要把发展和环境对立起来；第二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发面下功夫；对外，我们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也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呼吁他们应有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必走发达国家同样的污染的道路。 下半场的圆桌论坛由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王敏主持，蔡?、樊纲、鞠建东、王毅、吴舜泽等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阐述了对主题的见解和看法，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王敏
蔡昉 蔡昉教授表示，在气候变化和环保问题上，经济学界应该做的是通过理论方法，重新定义发展本身，做出启示录一样的警示。对中国和各国同样重要的是把对环保问题的认识和理念转变为国内的发展战略，国际上的态度和行动，甚至转变为自己的产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和地方激励机制不相容问题，没有激励机制真正发挥作用，政策理念很难落到实处，我们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也就不容易实现。
樊纲 樊纲教授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阶段相关，不太容易调，也不应该随意调整。环境与能源问题，最终的根源是需求结构，因为排放真正的源头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从需求结构的角度看，首先是西方的需求结构应该调整，更多转向低碳、绿色的产品，对环境压力小的产品。其次就国内而言，最关键的是储蓄率问题，以及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在社保、消费信贷、鼓励消费等环节上有所作为，由此改变国内的需求结构，从而改变经济结构。从低碳的角度，重点主要是在供给侧，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防止过度投资和无效投资，优化能源结构。他表示，政府可在“十四五”规划中加大排放指标的激励，并着力能源结构的调整，使得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上一个大的台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