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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程，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浮游动物生态学、种群动力学、近海水母灾害监测预警以及深海极端环境营养动力学研究。 摘要：为加快推进长江口海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结合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系统总结分析了近20年长江口环境质量和生态监控区的监测结果.结果表明：①长江口海域生态系统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②长江径流总量呈现波动变化，年均流量无明显的变化，而长江口海域海水环境状况一直较差.③营养盐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群落结构不稳定，存在生境破碎化严重、外来生物入侵、赤潮频发、低氧区等诸多生态问题.为加强长江口海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建议：①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落实陆海统筹；②科学规划临港产业布局，加强涉海产业的污染管理；③加强污染物入海排放管控，提升海洋环境保护意识；④保障海洋生态建设资金，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与建设. 长江口是世界第三大河口，生态环境状况特殊[1].长江口海域在海洋水团的共同作用下，水温状况复杂多变，营养盐丰富，生产力高，磷酸盐、硝酸盐和硅酸盐显著高于我国其他河口海域[2-3].营养盐含量从近海向河口区逐渐递增，导致河口海域成为高生产力区[4-5].长江径流带来的营养物质，孕育了大量的浮游生物和滩涂植物，为水生动物和底栖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源[6-7]，是众多溯河性和降河性长途洄游性物种，如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鳗鲡(Anguilla japonica)等鱼类的必经通道[8-11]，是我国凤鲚(Coilia mystus)和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的最主要产卵场之一，还是珍稀物种中华鲟幼鲟的集中分布区[12-17].滩涂湿地是鸟类亚太迁徙路线中的重要驿站[18].但是随着人类干扰的不断增多，长江口海域的生态环境状况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生境破碎化严重，生态系统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保护和修复工作亟需更高质量的推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随着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地表水环境质量呈好转趋势，总体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生态环境质量正逐渐好转，保护和修复成果显著.而海纳百川，长江最终于崇明岛以东汇入我国东海，海洋是其保护成效的最终体现者之一，长江口作为重要的陆海连接区域，是长江保护和修复成效的重要体现者，所以长江口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对于评估长江保护和修复的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其生态环境状况尤为重要.该研究系统总结了近20年来长江口海域的业务化监测结果，对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剖析长江口海域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修复和管理对策，以期为长江经济带的保护成效评估提供参考，为长江口海域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长江口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1.1长江口海域水体和沉积物环境 1.1.1长江口径流和泥沙特性 长江口是我国最大的河口，近10年来，长江流域及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人口相对集中、海上倾废、海洋运输、污染物的排放及水利工程的建设等对河口及其邻近海域水动力和水环境条件、地貌演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长江口的水体环境与流域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密切，而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人类活动加剧，长江上游兴建了大量的水利水电工程，特别是三峡工程的关闸蓄水，中下游实施了大量的诸如滩涂围垦、河道整治、取排水、采砂、深水航道建设等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对长江的水文、泥沙特性产生了影响[19].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具有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 但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并未对长江年径流量和日均流量产生明显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长江年径流量和日均流量均呈现波动变化，总体趋势和周期变化不明显[20]，2003年以前大通站年均流量、年最大流量、年最小流量的历史平均值分别为28 635、60 114和8 428 m3/s，2003年后历史平均值分别为26 443、52 191和9 486 m3/s，可见三峡工程运营以来，年均流量变幅不显著，年最大流量减少，年最小流量增加[21].对于最大日流量，2003年为最大日流量的显著拐点. 2003年前，最大日流量呈现增加趋势；而2003年后，最大日流量值明显小于历史平均，且具有下降趋势.而日均流量在2003年前后并未发生显著差异，其趋势也不明显[21].而由于人为控制水文动力过程，三峡工程对径流年内变化趋势、突变特性和分配特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洪枯季和最大日流量都有明显变化趋势，流量年内分配不均，主要集中于洪季，枯季占比较小.大通站流量丰枯率(为汛期与非汛期径流总量的比值，体现径流量年内分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均较大；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有所减小；90年代增大，且在90年代末出现极大值；进入21世纪初以来，开始减少，并保持于一个相对较小值内[22]. 三峡工程的修建拦截了一部分径流，同时，水土保持及水库建成等造成的截沙效应超过水土流失造成的增沙效应，入河口输沙量降低[19]，直接影响长江口的径流来沙量，下游来沙量大幅减少，且这种减少也不是简单的数量减少[23].据统计，2003年三峡工程蓄水以来，60%~70%的上游来沙被拦截在库内，尽管坝下游河床冲刷补偿了一部分泥沙，但入河口输沙量较之前仍约下降了1/3[19].蓄水后，长江口水文泥沙特性发生了明显变化，洪季泥沙中值粒径大于枯季，汛初流量增大阶段泥沙粗于汛末流量减小阶段，多年平均中值粒径基本不变，但泥沙有逐年变粗的趋势[19]. 1.1.2长江口海域水质状况和沉积物质量 长江口海域一直是我国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污染较严重的区域.近15年来，长江口严重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在近岸，长江口北支到杭州湾南岸区域均为GB 3097—1997《海水水质标准》劣Ⅳ类水质，而优良(Ⅰ类和Ⅱ类)水质面积占比不足50%(见图 1).
1999—2018年长江口海域主要环境要素的年际变化如图 2所示.近20年来，长江口海域海水盐度整体呈下降趋势，1999—2003年波动较大，变化范围为6.88~33.16，2003年后整体趋于稳定，并呈逐年递减的趋势，2004—2018年盐度变化范围为17.00~26.79，由2004年的26.02降至2018年的18.41；海水DO年均浓度呈波动变化，整体呈上升趋势，由1999年的6.45 mg/L升至2018年的8.13 mg/L，变化范围为5.67~8.13 mg/L，其中2002年最低，2018年最高；pH较稳定，变化范围为7.89~8.60；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年均浓度呈波动变化，但其年均浓度总体较高，且整体均呈上升趋势.无机氮年均浓度除2000年、2002年和2018年外均高于0.5 mg/L，显示长江口海域长期属于GB 3097—1997劣Ⅳ类水质，活性磷酸盐年均浓度2003年后长期高于0.03 mg/L，显示其多数时期属于GB 3097—1997 Ⅳ类水质.
盐度、DO、pH、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等主要指标浓度在2003年前年际波动均较大，而2003年后相对较小(见图 2)，这可能与人为活动的干扰有关. 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进行一期蓄水，自蓄水后，整个长江口海域的主要指标较之前明显稳定，这可能是由于水利工程人为干预了长江径流量，从而使得长江口海域的长江径流输入、盐度和其他指标更加趋于稳定，长江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保持长江口海域水环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年连续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口海域表层海水环境状况较差，营养盐污染严重，尤其是无机氮超标严重.长江及钱塘江径流携带东海沿岸发达的工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大量污染物入海，同时每年径流也携带了大量的营养盐类，海水氮、磷及化学需氧量浓度超标，是造成长江口海域大面积污染的主要原因. 根据《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的监测结果，长江口沉积物类型为粘土质粉砂和粉砂，2005—2018年，长江口海洋沉积环境总体质量状况良好，综合质量等级年际变化基本稳定，绝大部分站位的沉积物质量最多只有一项超标要素，超标率低，而2015—2018年，长江口沉积物质量良好点位的比例已连续4年达到100%. 1.2长江口海域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态健康状况 2011—2018年长江口海洋生物状况主要指标的年际变化如图 3所示.由图 3可见，浮游植物群落密度自2011年起有明显降低，2015年后有所波动，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呈波动状态，2011—2018年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变化范围为0.91~2.18，整体多样性水平较低，这与逐渐增高的赤潮发生率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综合以往的研究结果，近35年来长江口区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不断演变，种类组成趋向简单，种类个体数量分布不均匀[24]，少数优势种类(如中肋骨条藻)在环境条件合适时易大量增殖形成赤潮[25].群落结构中硅藻为浮游植物中主要类群，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多年来其占比呈缓慢下降趋势，甲藻种类占比缓慢增加[24].
2011—2018年浮游动物密度年际波动较大，整体呈上升趋势，变化范围为288~2 942 ind./m3.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波动较小，变化范围为1.81~2.41，多样性水平相对较高，但整体呈下降趋势.综合以往的研究结果，近35年来浮游动物群落结构趋向简单化，优势种以桡足类为主，且桡足类的组成比例有下降趋势[24]，其百分比的降低，显示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这与长江口海域生境条件的日益恶化有很大关系. 2011—2018年大型底栖生物密度和多样性指数年际波动较大，变化范围分别为53~175 ind./m3、1.30~2.48，整体呈上升趋势.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是我国最大的河口渔场，在我国渔业生产中居重要地位.淡水渔业资源，如凤鲚、刀鲚(Coilia ectenes)、前额间银鱼(Hemisalanx prognathus)、鳗鲡、白虾(Exopalaemon)和中华绒螯蟹，素有长江口六大渔业之称[25]；海水渔业资源，如带鱼(Trichiurus japonicus )、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和银鲳(Pampus argenteus)等均属该区域海洋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26].近10年来，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渔业资源因过度捕捞、水域生态环境和水质恶化而受到严重损害，刀鲚、凤鲚、带鱼、大黄鱼和小黄鱼等资源量急剧下降，低龄化和小型化明显[27]，鱼类资源量的衰退可能使甲壳类资源量相对增加[28-29].由于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受到重金属和有机物的污染，2000—2002年该海域生态环境总体质量处于重污染水平[30]，污染导致该海域渔业资源衰退[31]. 2005年后杭州湾可能已经成为长江口海域重金属元素重要的沉积“汇”，而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整体上均呈逐步降低的趋势，生态环境总体质量有所恢复[32].
2006—2018年，长江口海域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见图 4)，生态健康评价指数一直呈波动变化，范围为52.8~71.3，均低于90，其中2016年最低，2014年最高.生态健康的评价主要包含5种指标，即水环境、沉积环境、生物质量、栖息地和生物群落.长江口海域水环境和沉积环境基本稳定，其中沉积环境较好，而水环境一直处于较差状态，这使得栖息地环境受到威胁，由于水生生物对环境非常敏感，对水环境和栖息地的变化反应较强烈，长期处于恶劣的水质和栖息地环境下，导致生物质量整体较低，生物多样性水平较差，群落结构不稳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 2.长江口海域主要的生态问题 2.1海水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较差 长江、钱塘江等江河的径流每年携带了大量的营养盐类进入长江口海域，该海域水体污染物浓度较高，氮、磷及化学需氧量浓度均超过GB 3097—1997 Ⅳ类水质标准限值[33-35].无机氮年均浓度显示长江口海域长期属于劣Ⅳ类水质，而活性磷酸盐年均浓度显示其多数时期属于Ⅳ类水质.目前，长江口海域是我国海水水质极差的海域之一.除多年水质极差外，《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长江口海域生物体内的油类、总汞、砷、铅和滴滴涕等指标浓度也普遍超标.环境质量差是致使长江口海域多年来处于亚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 2.2海洋工程和人类活动干扰强烈，生境破坏严重 上海长江隧桥工程、杭州湾大桥工程、长兴岛造船基地工程、长兴—崇明—启东桥隧工程项目、长江口深水航道三期疏浚工程和洋山深水港工程等工程的施工和完成，导致长江口海区海洋生物栖息地严重破碎化.另外，滩涂养殖的过度发展，也使余姚和慈溪沿岸的滩涂生物简单化，基本形成了由单一养殖物种组成的滩涂湿地生物结构，大大降低了滩涂湿地的物种多样性.同时海洋工程占用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及洄游路线，使多个自然洄游通道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生境的破碎化和洄游通道的阻断，加之大型船只频繁穿梭等干扰(包括噪声污染等)，不仅影响一般过河口性和定居性生物的产卵、育幼、生长和生存，而且经常造成许多珍稀动物的非正常死亡. 2.3低氧区长期存在，成为生态安全的重要潜在威胁 长江口海域水体中DO浓度虽然近20年有所升高，但是仍监测到低氧区的存在[36-38]. 2002年，科学家们在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底层发现存在面积约为13 700 km2、DO浓度小于2 mg/L的低DO区域，最低处仅为1 mg/L[39]，而2007年在长江口外海区发现了一个更大的近20 000 km2的低氧区域[40].研究[41]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低氧现象的发生概率已逐渐升至90%.低氧区的存在，可导致大量海洋生物窒息死亡，而低氧区消除和恢复则需要漫长的时间，但迄今未见有消除和恢复迹象.随着长江口海域水体中DO浓度的变化，低氧区的范围和程度可能进一步扩大和加剧，成为长江口海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潜在威胁，最终成为长江口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死亡区或无生物区. 2.4生物群落状况较差，生态系统健康总体欠佳 由于长江口海域生境条件的日益恶化，浮游植物群落种类组成发生明显变化，浮游植物中硅藻的占比有所下降，甲藻有所上升[24]，赤潮种类数量异常增殖引发赤潮；浮游动物种类明显减少，密度普遍偏低，原来的优势种类桡足类的种类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结构趋于简单化[42-44]，2004年桡足类占浮游动物种类数的50%，2005年、2006年分别降至46%和42%，2007年降至30%以下，2008年因种类数、生物量和密度均呈较大幅度升高，桡足类的占比也有所反弹，2009年之后一直在较低水平波动[24].渔业资源衰退明显，长江口及杭州湾传统渔场接近消失边缘[45].长江口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欠佳，其主要原因是：①捕捞压力过大，近10年来优质渔业资源严重衰退；长三角海域近岸鳗鱼苗网密布，对近岸鱼类产卵场、索饵场及洄游通道影响极大. ②近年来，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和上游工农业用水量增大，虽对年均径流量无明显影响，但人为的干预对径流年内变化趋势、突变特性和分配特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水流对于岸滩的冲击作用发生改变，严重地改变了河口生境，导致产卵场和育幼场功能逐渐丧失、鱼类等生物生殖及生长洄游通道受阻，河口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丧失严重. ③海洋生物饵料来源不稳定，磷酸盐和无机氮污染严重，饵料生物的种类组成和优势种类年际变化较大. 2.5外来生物入侵，赤潮频发 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确立和运营，洋山港和北仑港大型港口经由远洋船只压舱水携带等途径带来的外来海洋生物日益增多，特别是外来浮游植物入侵种类的数量越来越多，土著硅藻种类占比日趋减少，甲藻类中的有毒赤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时常引发赤潮[46-47]，其主要原因是：①由于长江口生态系统日趋恶化和脆弱化，为外来种提供了生存、增殖和引发赤潮的条件；②环境条件的变化致使土著种类不再具有适宜的生境条件，多数土著种类的种群数量减少甚至消失，但对于少数土著种类，如广生性和耐污性较强的中肋骨条藻，在环境条件合适时也会大量增殖，并形成赤潮.总体而言，浮游植物种类多样性明显下降，群落结构趋向简单化且不稳定. 3长江口海域保护修复及管理对策 3.1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落实陆海统筹 通过对长江口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现状的分析和科学评价，认为在长江口海域生态环境管理中，应高度重视陆海统筹与区域协调机制的建设. “湾区经济”已经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推动湾区发展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开发型经济、确立战略优势的重要经验.长江口海域作为我国极其重要的流域、海域交汇区，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不仅关乎海洋生态环境，更关乎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长江口海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必然要加强落实陆海统筹的顶层设计. a规划引领.规划是进行区域调控和管理的重要工具，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地域性和约束力.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部署，按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依据有关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生态市建设规划和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编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相关专项规划，通过规划引领区域环境合作行动. b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2018年的机构改革，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打通了陆地和海洋，破除了陆域、海域环境保护与管理之间的体制壁垒，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陆海统筹奠定了良好基础.应充分发挥我国生态环境领域改革的制度优势，整合和发挥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经济规模效应和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全流域“一盘棋”考虑，加快促进河(湖)长制、湾长制等流域、海域环境治理协调机制在治理对象、治理范围、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有效衔接，倒逼和统筹河流、海域的污染控制目标和考核指标，突破现有陆海污染物管控不衔接问题，进一步制定落实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措施体系，实施河口海湾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合理规划、共治共管，强化不同环境政策之间的协同和协调，为海洋环境保护奠定区域环境合作的政策基础. c强化科技创新有效供给.充分发挥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的平台枢纽作用，切实强化长江流域科技创新的有效性供给，推动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等重大专项成果转化，重点强化污染物来源解析与综合诊断技术，地表—地下、河—海多过程协同的流域水环境调控技术研究；加强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适用技术推荐；以污染物及其生态效应管控为目标，开展陆域、水体统筹兼顾的治理优先区识别，引领投资与保护方向. 3.2科学规划临港产业空间布局，完善陆海统筹的治污体系 临港产业布局事关海洋经济的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合理的临港产业布局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要素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有利于防止生态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是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应科学规划临港产业空间布局，完善陆海统筹的治污体系. a优化临港产业空间布局规划.按照生态环保优先、人与自然和谐、陆地与海洋统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临海产业发展统筹安排的原则，做好临港产业布局顶层设计，统筹产业发展规划，从源头控制临港产业海洋环境污染.针对临港产业布局现状，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优化临港产业布局，以实现海洋经济建设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更为协调发展. b加强涉海产业的污染管理.将长江口流域的污染治理与海洋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修复与污染防治联动机制，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区实现精准施策.依据长江口流域、海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的特征，系统全面推进水污染综合治理，加大在治水体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技术与政策支持，加快流域、海域水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禁止在沿岸及岛屿新建、扩建污染海洋生态环境的项目，对现有的企业事业单位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的，要依法限期治理，对污染严重、难于治理或治理后仍达不到要求的涉海产业，要按照管理权限坚决依法予以关停. 3.3加强污染物入海排放管控，提升海洋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实施环评、总量控制等制度，优化排污口布局，严格管理围填海活动，加强污染物入海排放管控，逐步减少入海污染物总量.具体措施包括：①严格海洋环评制度.发展海洋经济必须以环境容量为前提，要加强涉海工程的建设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与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设施“三同时”制度，排放非达标项目坚决一票否决，确保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②严格管理围填海活动.严格围填海项目审查，严格执行围填海禁填限填要求，从严限制单纯获取土地性质的围填海项目，制定并严格执行围填海规划，除政府组织的海域海岸带整治少量填海外，在港口航道附近和港湾区域要禁止围填海. ③严格涉海产业准入.制订严格的涉海产业准入标准，项目选址要进行科学论证，特别是要强化对布局密集、规模庞大的化工、钢铁、火电、炼油项目环评论证，严格落实涉海产业准入和环保要求，择优发展临港工业，禁止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在临港落户. ④对主要工业污水实行深度处理和废水回用，提高污水处理脱氮、脱磷效率，实现工业污水达标排放和有毒有害污染物“零排海”.加强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沿岸污水管网系统和中水回用系统建设，提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实现城市污水100%处理，再生水100%回用.重视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发展高效农业和先进的施肥方式，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 ⑤以“三磷”综合整治、城镇污水收集与治理能力提升为抓手，继续强化磷污染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染全过程防控.与此同时，大力推进重点区域面源污染综合管控.结合面源普查、污染通量测算等结果，宜将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5个省份作为重点区域，将汛期水质恶化河流/湖泊作为重点对象，切实强化污染治理. ⑥合理调整养殖布局和结构，控制养殖自身污染.推进生态渔业建设，建立和优化鱼、贝、藻间养和轮养复合生态养殖模式，重点鼓励发展浅海藻类养殖，根据养殖环境容量，调整和优化海水网箱养殖布局，开展养殖网箱标准化改造建设，推广应用配合饲料. 3.4保障海洋生态建设资金，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与建设 a保障海洋生态建设资金.将海洋环保与生态建设资金列入同级政府预算，海洋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工程项目优先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本着“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从沿海排污入海企业的排污费和海域使用金中抽出一定的比例用于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建设专用基金，实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开发治理海岸滩涂、浅海和岛屿，调动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 b强化典型生态环境保护，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长江口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重要海岛及其他生态红线区域的保护和管理，加强对特色海岸及海岛自然、人文景观的保护.对于有重大生态保护价值的岸段区域，建立海岸生态保护区或海洋特别保护区.加强受损海洋生态整治修复，加强对侵蚀海岸的防护，实施保滩护堤工程.加强海岸生态安全防护工程建设，合理建设堤岸防护林带.严禁岸滩采砂等破坏活动，修复暗滩湿地生态系统等. 4结论 a长江口海域生态环境状况整体较差，生态系统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长江经济带大保护虽然在长江干流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入海口区域未见明显影响，其主要原因是，长江入海口区域水环境质量除了受长江来水影响外，还与入海口自身的环境质量状况有关，且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总体向好相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过程往往存在滞后效应.砂等破坏活动，修复暗滩湿地生态系统等. b长江口海域生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海洋工程和人类活动干扰强烈，海水污染严重，低氧区长期存在，生境破碎化严重；水生生物群落多样性下降，外来生物入侵，赤潮频发等. c为加强长江口海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落实陆海统筹；科学规划临港产业空间布局，完善陆海统筹的治污体系；加强污染物入海排放管控，提升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保障海洋生态建设资金，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与建设. （编辑：逍遥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