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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了实现《巴黎协定》中1.5℃的温升目标，人类需要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距离现在还有30年的时间。 30年看起来很长，但是在《知识分子》“气候大会特别策划”第7篇文章里，读者将会看到这意味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全球每年的排放量需要减少7.6%——这是一个包含着“急速”与“挑战”意义的数字。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巨大的挑战，人类需要解决好分配减排责任和发展减排技术两个棘手的难题。 “节能减排”，这个中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四字短语不是一句含糊的口号，而是代表着人类对抗气候变化征程上绕不过去的一座 “铁索桥” ——为避免全球升温超过2℃以上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今后的三十年内，我们必须与曾撑起辉煌工业革命的化石能源作别，改变一直沿用的工业原料生产方法，将今天只存在于科技报道中的小规模试验性技术推入世界各地，同时维持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尽管我们的气候系统十分复杂，存在各种非线性过程，但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这些过程叠加后却会发现人类碳排放的总量和全球气温上升是一个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设定 “2℃” 或 “1.5℃” 的温控目标时，实际也为人类画下了一条对应的 碳排放红线，亦即 “碳预算”。一旦预算超标，升温便不可避免。这同时意味着，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人类的净碳排放量必须归零（即所谓的“净零排放”）甚至成为负值，才能保证未来的永续发展，而这便是近两年来多国提出或正研究制定自身净零排放政策的原因。 棘手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百余年中，我们已用掉了2℃升温条件下一万亿吨碳预算的52%，而排放量却仍在连创新高。科学家们估计，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我们将在2045年超支碳预算，而这意味着海平面将加速上升、更频繁的森林火灾、强降雨增多，以及更频繁、更大规模的干旱，这不仅会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亦会重创经济系统，发展中国家将尤受其害。 今年11月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更是犀利地指出，即使当前《巴黎协定》中的所有无条件承诺都得以兑现，全球气温仍有可能上升3.2°C，想要实现1.5℃或2℃的温控目标，需要接下来十年中全球排放量每年减少7.6%或2.7%，才可能在2050年或2070年达到净零排放。尽管两个数字听起来不大，但这实际相当于今后十年各国的自主贡献目标（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要分别提升5倍或3倍。 时间紧，任务重。然而，在下一个十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贡献全球78%碳排放量的G20国家中，仅有5个出台了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时间表，其中仅有2个国家将减排目标分解到了行业。 5个出台净零排放目标的国家及其目标比较 （整理自各国温室气体长期减排或气候保护方案）
注：除从源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外，各国亦将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作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二、三）第一作者、清华大学副教授滕飞看来，缺乏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规划有着相当大的超标风险：作为碳排放大户的交通与能源的基础设施往往有着至少20-30年的使用寿命，如果缺少长期规划，那么未来人类的排放很可能被这些基础设施锁定。联合国环境署主任安德森因此疾呼道：“各国要想等到2020年底新的气候承诺到位后再行动就太晚了。各国、各城市、地区、企业和个人都 需要即刻行动。 ” 事实上，今天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加速减排数倍的局面，也正是由各国此前几十年面对科学家警告的犹豫与拖沓造成的。究其原因， 责任分配与技术 两个决定性因素的不确定或许是最重要的。 在责任分配上，现在能确定的是人类剩余的碳预算有4000-6000亿吨，但如何把它准确、公平地分配到具体每个国家上却是一件有些 “自不量力” 的事情，因为这受制于各国不确定的经济发展前景。如果将减排责任只按比例地推给现时 “超排” 的经济体，那即便提前三十年规划，碳超支的可能性依然很大——1990年的学者、官员们难以预测今天的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正如2019年的我们无法判断印度、印度尼西亚或刚果（金）在2050年的排放情况。而如果一刀切地要求每个国家在2050年都实现净零排放，那对于没有在工业革命时期产生大量碳排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不公平，更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在减排措施上，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总结认为美国、德国、法国等已出台的官方净零排放战略都将“能源低碳转型”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作为重点，而措施则集中在广泛推广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低碳能源，促进消费端工业生产部门实现生产过程零碳化上。 然而，这些措施的实现需要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成熟与推广所需的大量投资，包括大规模储能、智能电网、制氢/储氢、碳捕集与封存（CCS）等等。在目前大多数已出台的各国净零排放战略中，这些技术的推广时间表、扶持政策、预期应用效果等都还未给出具体目标。在决策者格外看重的成本效益和投资需求评估上，NCSC 亦认为各国报告都还需要加强量化评估，而不应停留在对历史数据的引用上。另一方面，可控核聚变、地球工程等尚未被纳入考量但也已取得一定成果的早期技术能否跳跃式发展，“一劳永逸”地帮助人类解除气候变化的危机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滕飞看来，今天我们所看到一切净零排放战略或是低排放发展战略都“不是硬性、约束性的目标，而是 意向性、远期性的方向，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因为“我们很难对30年后的世界做出一个准确的估计。” 他同时强调，即便明年各国全部按时出台净零排放方案，也并非万事大吉，需要能够将其落实到中近期具体行动上，否则“永远是一个纸面上的东西。” 他形象地将长期净零排放/减排战略比作 “人生规划” —— “这个规划未来可能有很多因素导致它不会实现或者超额实现，但它是指导你今天行动一个非常好的指南。” 那么，今天的中国需要怎样一种行动呢？联合国的《排放差距报告》末尾针对中国国情，给出了以下的建议： ● 禁止新建燃煤电厂； ● 继续对可再生能源提供政府支持，同时考虑降低成本，加速发展，以实现100%无碳的电力系统； ● 进一步支持向公共交通模式转变； ● 支持电动汽车的普及，目标是实现新车100%无二氧化碳排放； ● 促进零排放建筑的发展并将其纳入政府计划。 中国未来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实现净零排放，我们拭目以待。 （编辑：逍遥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