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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充分利用其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推动工业减排、绿色能源应用和绿色技术推广。中国还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履行《巴黎协定》。 欧盟是中国实现宏伟气候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2020年9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轮值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展望了气候目标合作的共同愿景，并决定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本文对当前中国和欧盟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目标、策略和效益进行分析，提出中欧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合作路径。本文认为，双方应避免“承诺疲劳”和谅解备忘录“签署过量”，着力加快在气候融资和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争取实质性成果。 一、中欧气候合作背景 中国和欧盟都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早在2005年，双方就确定在气候变化领域建立中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提供了高层对话平台。这一关系也在之后的多个场合得到巩固，如2010年的《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2015年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2018年的《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 2018年7月，双方在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重申了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并确定在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碳排放交易、能源效率、清洁能源、低排放交通、低碳城市、气候相关技术、气候和清洁能源项目投资、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并探索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其中，碳排放交易合作尤其值得关注。从2014到2017年，欧盟与中国7个碳试点城市分享欧盟碳交易经验，为中国建立国家级的碳交易市场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2016年，双方在上一个三年合作项目的基础上达成了第二个碳交易合作项目，即“中欧碳市场对话与合作项目（2017-2020年）”，以支持生态环境部进一步推动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并建立生态环境部与欧盟委员会之间的政策对话平台。在2018年中欧峰会上，双方签署了加强碳排放交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9年10月，中国和欧盟与阿根廷、加拿大、智利、印度、肯尼亚和摩洛哥等国的相关部门共同启动了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 。该平台旨在动员私人资本对环境可持续项目的投资力度，并为负责制定可持续金融监管措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多边对话论坛，帮助投资者发现真正有助于实现气候和环境目标的可持续投资机会。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目前有14个成员（见图 1）。
图 1 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成员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二、中欧经济与生态发展现状 回顾历史，中国和欧盟在不同时期经历了相似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增长阶段。 (一) 经济发展历程 二战后，欧盟各国的经济开始重建。1980年，欧盟国家达到了碳排放峰值，此后排放量不断下降。1990年，欧盟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下同）约1.4万美元，与中国2017年的水平相近（见图 2）。
图 2 中国、欧盟、美国的人均GDP（千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990 年，欧盟的碳排放强度约为每单位美元GDP排放 0.35 kg二氧化碳（按照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下同）。1990年到2018年，欧盟人均GDP增长约3倍，达到4.6万美元，而同期绝对碳排放量下降了23%。2011年，欧盟的人均排放量降到中国同期水平以下。到2016年，欧盟的排放强度降到了每单位美元GDP排放0.185kg二氧化碳。1990年到2019年，中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1.67万美元，增加了16倍。同时，中国每单位美元GDP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6kg降至1.04kg， 降低了60%（见图3和图 4）。
图 3 中国、欧盟、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 4 碳排放强度（kg/每单位美元GDP）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欧盟各成员国的发展差距很大，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双方都有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中国的沿海地区和欧盟的北部国家），也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因此，欧盟在成员国内部采取的区别对待原则对中国也有借鉴意义。 (二) 中国和欧盟的碳排放来源 对中国和欧盟来说，能源行业都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欧盟，运输行业对碳排放的贡献量居第二位，而在中国，制造业和建筑业对碳排放的贡献量居第二位。中国和欧盟都通过植树造林等改变土地用途的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见图 5和图 6 ）。
图 5 2016年中国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图 6 2016年欧盟按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三) 欧盟气候和绿色融资进展 欧盟于2005年建立的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是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奠基石之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在31个国家运行（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涵盖约45%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采用“限额和交易”原则，限额标准逐年下降。随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进入第四阶段（2021-2030年），其每年配额总量削减比例将从1.74%增至2.2%，控制排放的作用愈加明显。 过去一年，为进一步加快绿色经济增长，特别是加快气候适应和恢复能力方面的融资， 欧盟制定了三项关键政策： 1. 欧盟分类法，定义了判断某项活动是否符合绿色金融标准的具体条件，明确了金融部门应承担的责任。 2. 欧洲绿色协议，旨在通过绿色技术等手段，推动欧盟绿色发展，在2050 年之前实现气候中立目标。 3. 7500 亿欧元的恢复计划，以支持欧盟成员国在绿色协议指导下的疫情后经济复苏。 同时，2020年7月，欧盟启动了有关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公众咨询程序。该机制要求进口商品的价格反映其对气候的影响，来保护欧盟国家免受“碳泄漏”的威胁，预计2021年2月在欧盟委员会通过。此外，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交了《欧洲气候法》，将欧洲经济和社会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写入法律，并提出到2030年碳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5%的新目标。 (四) 中国气候和绿色融资进展 2012年，中国政府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拉开了序幕。同年，原银监会出台《绿色信贷指引》。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绿色债券指引》。到2020年，中国绿色信贷规模约为11万亿元人民币（合1.8万亿美元），绿色债券规模约为1.2万亿元人民币（合1900亿美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 过去五年，中国在制定绿色金融标准（如绿色债券目录）、绿色金融激励机制、ESG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产品创新和地方试点等方面取得了全面进展。随着绿色金融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GDP高速增长带来的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的修复和控制。在国际上，中国也发起并参与了多个绿色金融平台，如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银行网络（SBN）等。 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征求意见稿）中，将煤炭清洁利用类别剔除，但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仍包括煤炭清洁生产和利用。中国还致力于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例如发行3.75万亿人民币的抗疫特别债券，并成为少数几个有望在2020年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经济复苏计划对绿色和可持续的关注并不理想（见图 7）。
图 7 疫情后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绿色指数 资料来源：Vivi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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