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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夏天，我在调研北京的电子废物回收时，8月份曾经在北五环附近偶遇一位蹬三轮车的废品回收人。当时他的健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隔一年多，很想知道他是否还在原来的地点，和他河南固始县的老乡们一起维护一个区域的回收。非常幸运的是，今天再去那条路上找他们时，他们居然还在那边。不同的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从6环内，搬到了6环外。之前回收废品可以就近卖的市场，在2017年全部被拆迁。特别是2017年11月份的大清理期间，他们也经历了巨大震荡。一些老乡居住的地方被拆迁，人被轰走。一直到2017年年底，很多废品，比如原来可以卖到三元多一公斤的混合塑料那个时期只能卖到5毛多，很多塑料还没有可以卖的市场。很多可以回收的废品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在北京的街头巷尾，你可能会经常看到有一些人围在一起下棋或者打牌。从事废品回收的人也是如此，很多蹬三轮车回收的人有时候也是有固定回收场所的，几个蹬三轮车回收的人往往固定在一条街道上的某个角落，一起回收，中午没有业务的时候，大家也会凑在一起打牌。在北五环附近的一条人行道上，聚集着一些废品回收人。2016年8月一天中午碰到他们的时候，有一辆三轮车上有一台洗衣机和电视。我站在三轮车边观察这台洗衣机，一位50来岁的回收者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要卖东西。我说自己在做废品回收调研，就这样我们聊起了他在北京的回收经历。 张先生今年50多岁，是河南信阳固始县人，2000年来到北京，跟着亲戚做废品回收。早些年他在家乡的矿上挖煤，后来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北京回收。和其他河南固始县回收人一样，他也是一家人来北京的，但是爱人不做回收，做小时工，现在年纪稍微大点了，很多地方不要了。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他见证了北京废品回收的变迁。之所以在现在这个地方回收废品，主要是他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在附近住。他说，“那时这片地方是大羊坊村，后来就一直在这回收，没有去过其它地方，但是过去一些年搬家数十次，从四环到五环之间，五环到六环之间。”他们在洼里（现在奥运场所一带）到河北村、东小口村和东三旗村，这些曾经的废品回收聚集地都住过，现在住在半截塔村。 这是我们2016年夏天8月份的对话，不到1年半，他们再次搬家，2017年11月份后，他们搬到了6环外的村里，每天蹬着三轮车来目前的回收点，要花上1个多小时。 “假货太多” 说起废旧家电的回收，张先生直接反应就是“学问大了”，他说自己也是边干边学。现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但是“假货”太多。他多次提到“假货”问题，我问他“假货”指什么。他说很多是组装的，或者翻新的家电，质量越来越差。指着三轮车上的这台洗衣机，他说目前洗衣机的电机很多都是“假的”，很多都是铝的，以前洗衣机的电机都是铜包的，还有里面的离合器等主要部件质量都不如从前。他说目前中国国产的家电的电机或者压缩机很少是铜的，大多是铝的，家电的使用寿命因此大大缩减，有的只能用3到5年。只有外国原装进口的才是铜做的。 所以，他心目中的“假货”，很多是铜换成铝的产品，质量大大不如从前。 聊起家电产品质量的下降和翻新，张先生说基本是从家电下乡以后出现的。从那时起，他们发现家电下乡后回收的旧家电质量都很差，而且有很多翻新机。家电下乡是2008年开始的一项政策，当时是为了刺激内需。张先生的这种经历基本和其他回收人的经历类似，2008年后，家电以旧换新，刺激内需等政策出来后，家电质量都在下降。 张先生目前回收的所有废旧家电自己不拆，也不在林萃桥那边交易，闲那边人多、太乱，还经常有城管，都是打电话叫别上上门来收。他收的旧家电和其它废品也不储存，因为没有空间，当天收到的东西都是当天卖掉。和下游的收他们废品的人，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了老客户。 随着其它废品回收价格的下降，废旧家电的价格也在下降。张先生说2008年前，洗衣机拆解后的铁皮都能买到一块七八一公斤，现在一公斤才六七毛钱，差了好几倍。这样直接反应就是他们向居民的回收价格也要降低，和2008年前相比，废旧家电的回收价格下降了近一半。 联防时代 在谈到废品回收的变化时，张先生谈起了他来北京回收废品的最初几年，他认为那是动荡不安的几年，生活和废品回收都无法安定，时刻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导致他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主要是收容遣送这项政策，和执行者联防队。 张先生回忆，那时不管你是否有暂住证，联防在路上看到收废品的人都会把东西没收，乱抓人。最要命的是还有假联防，不像现在的执法人员要出示证件，那时的一些人冒充联防抢东西，还要钱。在遣送的时候，连火车员都会趁火打劫，他们会和被遣送的人收钱，然后半路上把人放下，可以随时回北京。在北京的七里渠村有个收容所，张先生被收容过，关在那里。条件非常恶劣，夏天潮热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挤在一起，问题是被收容期间还有很大可能被毒打。 那时人们可以申请暂住证，但是联防的人即使看到你有暂住证，甚至当着面就把暂住证撕毁，照样抓人。不只在马路上抓人，在他们租住的房子，联防有时候半夜来抓人。张先生他们一家当时住在洼里的时候孩子还小，联防半夜来抓人的时候，他们经常抱着孩子躲到附近的树林里，在那搭窝棚住。联防甚至还和一些人一起盗窃，半夜抓人时，趁大家都到处躲藏的时候，有人进他们屋子，把钱物和可以卖的东西搬走。 就因为如此，经常要全家逃难式的躲避联防，他们夫妻俩都不敢要第二个孩子，他们的女儿，也就是第二个孩子是2003年以后出生的，也就是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 安定的回收环景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后，张先生说到2003年下半年，社会治安一下子改变了很多。联防不再随便抓人，他们开始过上了相对安定的废品回收生活。 因为在路上，城管偶尔还是会抄车、罚款，最多的时候要罚款大几百块钱，但是不会再像收容遣送政策时期一样乱抓人。他说城管慢慢也理解，我们收废品只是养家糊口，并不做犯法的事情。 废品回收和社区服务 和张先生的聊天中，他也提到卖废品居民的意识也在变化，尤其是这一两年废品回收价格下降的影响。很多废品，包括家电越来越便宜,一些居民叫他们去帮忙清理废品，清理后，一些比较熟的老客户可能会将废品免费交给他们，这样他们也不需要再花钱买了。像家电、床、沙发等不用的这些旧物，也有一些产生者会白送，帮忙搬走就可以。因为这些大件物品一个人往往搬不动，城市社区邻居间也不互动，所以他们会经常被叫上楼搬东西。他们在的地方附近有一些办公楼，很多单位也是叫他们上去收拾废品，有一些已经不向他们收钱了。有一次，他们有两个回收废品的老乡一起从楼上抬下一台洗衣机，只卖了30元，多亏当时业主没有要钱，否则他们都赔钱了。 显然，废品回收也是社区服务的这种理念慢慢随着一些外部条件的改变在发生变化，居民的意识也在转变。在废品回收价格低迷时期，废品回收人积累的几十年废品回收经验，能否在政府的支持下，成为提高回收率的主力军，让跟多居民了解废品回收的环保和经济等社会价值，而不是将越来越多的废品丢到垃圾桶里，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融入北京城的生活 北京的扩张也改变了他们回收废品的方式，2008年前，蹬三轮车收废品的人都是人力蹬三轮车。2008年前，因为废品回收市场搬的越来越远，他们的三轮车也逐渐改造成电动三轮车了。他们管改装后的三轮车叫“板车”，这样的板车最多也可以拉700多公斤的废品，并不比面包车装的东西少，还减少排放和北京城交通拥挤。 张先生说他们来这这么多年，已经适应了这的生活，很难回到家乡了。家里地太少，根本没有办法生活。以后实在买不了东西，干不动废品了，就捡废品生活。他认为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不产生废品，产生的废品都要清理。 他的儿子已经毕业结婚，儿子媳妇都在北京生活。和其他外来务工人的孩子教育不同，张先生的小女儿目前在北京上初中，学习成绩不错。儿子技校毕业，工资不高，儿媳妇目前在家照看孙女。他们一家人下个月计划搬到一起住，这样也节省一些房租。从聊天中可以看出来，张先生很乐观，他觉得自己从事的废品回收就是靠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只要肯干就可以生活下去。人也很开放，愿意和我这个“陌生人”聊上两个小时。 2016年夏天的那次见面，聊的几乎都是电子废物回收。今天和他见面的时候，看到他收到的是一些纸箱、书本纸，塑料瓶，和几个铁罐。聊天过程中，他被一位居民叫去收废品，背回来半袋子废纸。最后所有废品装车后，已经是傍晚6点多，回到6环外住的地方，要8点左右了。经过了2017年11月份的动荡，这次见面他不再那么乐观，说后端的市场被拆迁了，他们回收的很多废品没了市场，价格也是一落再落。很多可以回收的资源越来越多成了垃圾丢到了垃圾桶里。 张大哥今天收到的所有废品，废纸、纸箱、塑料和少数金属类废品分类装车。 过去30多年，市场化的废品回收生态体系多元和高效，高峰时期，30多万拾荒人活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数位张大哥这样的拾荒人，为北京的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高楼大厦间，虽然没有属于他们的一砖一瓦，但他们却把这个城市产生的一切可回收物都分类回收了。感叹于他说：我们一样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老了没有任何保障不说，现在都不给生存空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