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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绿色金融顶层设计逐渐完善与市场实践迅速发展，针对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也正在逐渐兴起。然而从整体上看，绿色金融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理论体系，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研究绿色金融问题的还不够普遍，学术界需要对此领域进一步开拓和深入。此外，梳理绿色金融相关的前沿文献，不仅是促进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而且也为未来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基础。有鉴于此，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积极组织博士生和硕士生广泛开展文献阅读，每周推送相关文献解读，致力为广大读者介绍最新的研究进展。 文献分析 原文题目：GHG Emissions Control and Monetary Policy 原文作者：Barbara Annicchiarico, Fabio Di Dio 文章发布期刊：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发布时间：2017年 关键词：温室气体管控政策、货币政策、拉姆齐问题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最热门和最具挑战性的话题之一。学者们和多国政府都全力以赴研究和探索减缓碳排放的政策措施。然而减排行动付出的额外成本使得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变得不确定。温室气体减排规制可能通过排放许可证价格以及减排成本两方面影响经济体。所以本文旨在将温室气体减排规制引入刻画不确定性、不完全竞争及价格黏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以探讨环境政策的影响。 本文在新凯恩斯模型的框架下讨论环境政策（包括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实质上刻画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本文模型包括家庭、厂商和政府三个部门。其中，厂商部门包括最终产品商和中间商，最终产品商的产品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中间商则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中间商面临一个具有随机生产技术冲击以及受环境碳存量影响而受到损失的生产函数，其产出具有负外部性（碳排放会增加环境碳存量）。政府税收的唯一来源是对中间商征收碳税或者在碳交易市场出售排放许可证。 从稳态解（平衡增长路径）的角度看，相比完全竞争和价格弹性的对照模型，本模型的稳态产出水平、消费水平、劳动量和最终福利水平都分别低于对照模型，原因在于垄断带来经济扭曲；（中间商）竞争性越强，越接近对照模型结果。本模型相对低的稳态产出水平带来略低的碳排放强度。此外，应维持0的稳态通胀率以避免价格调整成本（如菜单成本）。 从动态学分析角度，本文基于以下核心的政策传导逻辑：当生产技术发生正向冲击时，由于产出提高导致碳排放强度将随之提高，从而导致高碳存量下产出损失增大。因此货币政策应当实施暂时性的通货紧缩，减少劳动要素（本文解释为缩减工时）投入，节约劳动力成本用于减排行动，从而减轻碳排放总强度，减轻环境碳存量负外部性对产出的损害作用，以及降低垄断带来的扭曲作用，最终可以弥补产能下降的影响。然而该措施也会因为价格波动从而带来调整成本，政策制定者最终需要在减排收益和价格波动的成本之间权衡。 根据此机制，本文分析了三种政策组合情景： （1）当一个政策制定者可以实施动态适应的环境规制政策（碳税和碳交易在此情景中完全等价）以及货币政策组合时，此时的最优选择是实施暂时性的通货紧缩减少劳动投入，减轻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在这种政策组合中，对垄断扭曲的减轻效应特别强。 （2）当政策制定者在固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固定碳税或碳交易制度）可以选择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应对技术正向冲击时，两种环境政策差异较大。固定碳税下总排放强度仍然会提高，最优货币政策反应下通货紧缩十分轻微，而碳交易制度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将带来更强烈的通货紧缩但大大减轻了垄断的扭曲效应。碳交易制度下货币当局需要在价格调整成本和减排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3）当货币政策遵循固定规则（带平滑因子的泰勒规则）时政策制定者选择最优环境规制政策。每期的名义利率是上期的名义利率与泰勒规则的加权平均。如果货币政策维持固定的名义利率，由于正向生产率冲击使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刺激总需求，提高碳排放强度并降低减排的程度。如果货币政策遵循带平滑因子的泰勒规则，则最优环境规制政策能缓解碳排放强度的上升。如果货币政策完全遵循泰勒规则，则最优环境规制政策将使碳排放由顺周期转变为逆周期。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第一，一般而言碳排放强度具有顺周期效应，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在遵循泰勒规则下的货币政策动态选择最优环规制境政策，可能使碳排放转变为逆周期。第二，政策制定者可以配合选择最优环境规制政策与货币政策时，更高的碳价格和更低的垄断扭曲将促进减排行动，从而减缓碳排放强度。第三，若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碳税或者碳交易制度下只能选择最优货币政策时，环境最优政策对货币政策取向并非中性的。如果实施碳交易制度，或者实施碳税制度并且环境负外部性对产出具有损害作用，那么最优货币政策将允许价格偏离均衡条件以应对垄断扭曲和产出的负外部性，而非严格的通胀目标值。 （编辑：Nicol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