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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为重、广大为庆，金秋十月，行千里之路、致广大之境，2018中国绿色金融创新发展高层论坛暨江北嘴财经论坛年会活动在“山水之城、美丽之地”――重庆如期召开，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在开幕式做主旨演讲，现将刘培林副部长发言摘编如下，供参阅。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标的和投资物，一定得有价格，一定得值钱，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得让绿色值钱，太有可能成为一个金融标的。为了让它值钱，还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方要有绿色财政措施，同时要有一套定价机制，要让绿色有价格才能有可交易。此外，其实推动绿色发展，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也有对一些人群的冲击，这是需要做好应对，当然还要取决于千千万万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以还要创造一种绿色的文化。 一、中国绿色发展的潜力 首先给大家一些数据，关于绿色发展的潜力。找了一些数据，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个图里面有3条线，落消耗的自然资源，包括哪些呢？包括能源，挖出来多少能源，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也包括矿产资源，也包括净消耗的森林资源。因为我们有种树，还有砍树，种和砍相比净消耗的资源。世界银行找了一些办法，算了一下损耗的价值，算出来以后和国民收入相比，看占国民收入多少的比例。 这个图有3条线，一条线是OECD（发达国家）国家，还有上中等收入国家，什么意思呢？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低收入国家，1999年经过20年的开放我们成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在2010年成为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接下来努力的目标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井，要到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里面，我们目前处在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中国的可比性还是比较好的。 和上中等国家比，中国的资源消耗占到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当于国民收入的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和最发达OECD的经济体，我们增长所付出的资源代价还是很高的，一度比上中等收入国家都高出了很多（黑色的区域），这些年我们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个是颗粒物排放带来的一些损害。这些损害世界上有换算办法，相当于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可以看到，我们不仅和OECD国家不能比，而且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比较高，我们所付出环境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排放，涉及到温度升高、海平面升高，也可以看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带来的危害，也仍然比OECD国家高，比上中等收入国家高。这是我从世界银行找来的数据，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有很多的研究，给出了很多的数据。比如绿发会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生物多样性，在这方面我们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可以改进的余地。当然还有一些更加触目惊心的数据，比如空气污染带来死亡率的上升，比如肺癌发病率的上升等等，所以推动绿色发展具有巨大挑战，而且个人认为是今后一个时期全人类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技术突破有几个方向，比如好多前沿技术，量子技术、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等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绿色技术，绿色技术的发展让全人类更加宜居，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方向。不光对中国，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需求。 绿色转型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生产方式，要用更加绿色的方式来生产目前所用的东西，衣食住行。我们也需要生活方式的绿色，要消费更加绿色的内容，因为消费还是更加源头性，对投资和生产起到引导性的作用。这是关于绿色发展的意义，在座各位都有共识。 二、绿色监管 围绕绿色发展的配套条件，让绿色值钱。绿色怎么才能值钱呢？一是政府不管，完全让市场、老百姓、市场受了环境之害，认识到环境是值钱，通过市场行为来引导形成绿色值钱的效果，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所以应该政府发挥作用，所以要有绿色监管。只有绿色监管到位了，绿色才能值钱。 绿色监管，来自于几方面的推动力量： 一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在人类应对气侯变化的国际公约就是有科学知识引领形成国际共识，最后在国际上讨论。有些共识对所有国家有约束力。 国际社会的共识，最重要靠主权国家政府的政策来加以落实。最重要的绿色监管主体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层面绿色监管措施。这些监管措施多种多样。有些中国对国际上有承诺所以要有落实，有的是中国自己要推动转型升级提出的安排。除了这样的监管措施以外，还有一种技术上的监管措施。比方现在说的机器的能效标识，汽车要达到欧几标准、国几标准等等，对各种生产线、各种单体设备都有一些监管措施。这是国家层面的一些绿色监管措施，当然有些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层面措施之上再加码，再实施更加严格的一些要求。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在东部发达地方现在对项目落地的环保要求非常高，当然在中西部可能会弱一些，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案例。 要想做好这种监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测能力要上去，否则就没办法把监管落到实处。 要进行绿色监管，其实也不那么容易。以北京雾霾为例，北京雾霾这么严重，来源是哪里，形成机制怎么样？请了好多科学家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仍然没有得出一个可供决策者加以采取的菜单型的措施。可见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有时候也是一个体制问题。当然还需要对政策效果进行预判，也是很考验人的。通常我们想象为了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可以规定每辆汽车的排放量，只有小排放量上市。不要忘了小排量车往往便宜，如果13亿人每人一辆或者每人两辆，总量就会上去，总的排放量也会多。所以排放的标准和参与排放微观主体的数量，以及最后会产生多大的排放的弹性关系，对监管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现在还有一类主体对绿色发展有推动，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他们在管理自己的供应链，要让他们产品更受欢迎，会对供应链上所有环节进行环境认证，如果不合格，就不让纳入供应链。这个其实反应，甚至比政府经济监管还有更好的效果。我们知道中国绿发会在这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很多民间环境组织收集了很多关于企业的排放数据，就这样一些民间的NGO，他们的数据能够被国际上的一些跨国公司所采用，国际上跨国公司要判断你是否能纳入我的供应链，会来民间环保机构看这个数据，所以全社会都在推动绿色发展。大公司对供应链的管理，也会产生让绿色值钱的效应。 三、绿色财政 实施绿色财政，绿色金融跟绿色财政是分不开的。绿色财政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财政收入结构要绿色化。收入结构绿色化，具体来讲，要对坏东西要多征税。比方说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排放的行为、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大家就说那不是税收更多、负担更重。为了保证总税收不变，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在总税负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对坏东西增加税收，一方面对好东西降低税收，比如降低所得税，通过一增一减总税不变，公共福利可动用的财力不变，但是我们整个社会更加绿色化，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路。对坏东西可以进行征税，也可以把坏东西作为产权排放获得一些收入，也可以按照同等额度进行减税，也可以起到一些这样的效应。德国在90年代以来就有3次，就是按照这种思路，增加对坏东西的征税，同时降低对好东西的征税，实现了绿色转型。大家去德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遍地都是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设施。 财政支出结构要绿色化。财政支出结构首先要跟绿色机构的研发和推广结合，政府采购中强调绿色标准，这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引领作用。当然，绿色发展会对一些人带来一些冲击，比方穷人，这时候也需要政府上手去予以帮助。比方说电价提高有助于绿色发展，但是有些人用不起电，怎么办？财政的支出要发挥作用，财政收和支都要发挥作用，实施绿色财政。 四、为绿色定价 绿色定价可以完全有市场来做。因为如果绿色值钱的话，市场会作出反应，绿色技术更加值钱，绿色产品更加值钱。同时对绿色定价还有一些机制，政府直接定价。我们想到第一就是税，政府对生态环境方面直接征税，税其实也是一种价格，规定了多高税率，就意味着你要享受这些生态环境资源就要付出价格。同时政府规定配额，一分配配额，就意味着这种生态环境资源是有限，什么东西一旦是有限，不是无限供给，就有价格出来。政府的配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免费分配，免费分配对你来说也是稀缺资源，当然政府可以直接拍卖，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价格，这也是一种方式。 两种方式：一种是征税，一种是配额和交易。这是两种政府定价的方式，这两种方式有一些各自的个性。 五、缓解绿色发展带来的冲击 我们知道绿色发展是好事，但是任何事都有伴随的负作用。我们知道绿色要起来，就有一些不绿色要萎缩、要死掉，也有一些产业要受损，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要实行绿色发展，不管怎么说，全社会的成本水平一定是提高的。因为我们要把绿色的负效应解除，意味着低收入的人群负担不起，这时候应该通过转移支付，通过对坏东西征税进行转移补偿，这样绿色发展才能受到全国人口的欢迎。 我们经常说动之、以情晓得以理，要形成绿色文化首先应该“索之以价，晓之以理”，改变人们的观念，用水、用电，让价格约束消费者的行为。宣传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时候价格管不到的方面，要靠自觉行动来管理的。比如有时候看到单位水龙头没有关，你是去关一下还是看着。大家如果都有绿色意识，绿色发展会更好一些。这种宣传教育，不仅仅是政府要做的事，也是千千万万的家庭，老师和个人要自觉来做的事。 （编辑;Wend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