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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正在经历巨大变革，它也暂时不会停下步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力已经引进了崭新的经济与全球化形式。为了公众的利益，我们也需要崭新的管理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决定携手铸就共同的未来。现在，国际社会必须再次共商未来。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里，世界各地复苏不但缓慢，而且不均。在此情形下，大量社会成员不仅仅对政治、政客，甚至对全球化和整个经济体制感到不满，心生愤懑。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不安与失望的时期，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现行模式面临被取代。 可惜的是，民粹主义崛起时，公共话语却未能充分解答 “全球化” （globalization）与“全球主义”（globalism）这两个相关概念的实质性差异与影响，甚至时常混用。全球化是在科技和思想、人、商品的流动这两者的驱动下产生的现象。全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将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但是，所有政策是否都应遵从全球主义仍有待探讨。 不管如何，这种危机状态也迫使我们对当前的全球架构的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现在，推动我们从“全球力量”之手中夺回“控制权”的动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如何在应对这个合作的世界的同时，还能保有国家主权？答案不是封闭经济或刺激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应当强化公民与领导者间的契约，赋予他们安全感，让他们安心打开国门，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倘若未能如愿，社会结构的日益瓦解可能最终会导致民主的崩塌。 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还与其他问题并存：生态限制日益迫切，国际秩序越发趋于多极，不公平性不断增强。这一系列挑战开辟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能否为人类境况带来更大的改善，主要取决于企业、地方、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治理方式能否及时适应。 与此同时，新兴全球公私合作框架模式应运而生，即利用私营部门与开放市场担任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致力于带来公众利益，推进维护环境可持续性，增进社会包容性。不过要确定何为公众利益，我们首先要确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国际舞台上的开放市场与激烈的竞争会产生赢家与输家，此时在国家层面上会产生更显著的不平等。进一步说，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边是窘迫底层，另一边则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商业模式下更加强化的少数特权阶层，他们时常从现有资本或知识产权上获益。 为了解决这种分化，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正处于一个创新驱动型经济，我们必须制定新的全球规范、标准、政策和公约，以捍卫公信力。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已经解构重组了无数产业，重新分配了千万工人。生产已经脱离了物质原料，因为我们在增加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价值。竞争愈加激烈，不仅存在于单国国内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也存在于采取不同贸易与投资策略的国家间。它也在给不信任感火上浇油，尤其对于管理我们数据信息的科技企业。 技术变革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推进。随意举几个例子，卫生、交通运输、通信、生产、分配、能源都将进行彻底变革。构建新的国家与跨国框架时，还要兼顾教育制度，完善目标项目的工人培训。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老龄化社会也将迫使我们从生产消费的语境中迈出一大步，走向更加侧重共享与关怀的时代。 全球化4.0才刚刚开始，却已经令我们猝不及防。用过时的观念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对现有的流程和机制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只有进行重新设计，我们才能抓住未来的新机遇，规避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当我们为新经济谋求新措施时，必须牢记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这不是自由贸易或保护国家利益；不是采用新技术或保留工作岗位；不是选择移民或保护市民；也不是推动发展或实现公平。这些都是错误的二分法，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完善政策来避免，支持A“和”B，而非A“或”B，如此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同时被关照到。 诚然，悲观主义者会说，当前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我们就全球化4.0和新经济开展富有成效的全球对话。但现实主义者认为，我们至少应当探讨一下当前体制中的缺口，发掘未来体制的需求。乐观主义者则希望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开展以未来为导向的对话，创造出一个利益共同体，且最终建立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 总而言之，这些变革并非孤立发生在某一个国家、行业或议题中，而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给出全球性的回应。若无法采用一个新的合作方案，将为全人类带来悲剧。我们须避免陷入危机管理的迷雾之中，构建全球共享架构蓝图。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项任务要求国际社会采取两项行动：扩大参与面，提高想象力。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持续对话中来至关重要，同等重要的是发挥想象力进行系统性思考。后者要求我们在考虑问题时，超越短期体制与国别限制。 这两项行动将成为本论坛即将在瑞士达沃斯-克洛斯特斯召开的年会的组织原则。本次年会将聚焦主题“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无论你是否准备就绪，新的时代已然拉开序幕。 （编辑;Wend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