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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发言摘登(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7-20 10:52:12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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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新动能。今年以来,绿色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中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结构性潜能。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结构性潜能大的格局。“1”是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基础产业开放竞争、提升效率,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低收入阶层增加商品消费,中高收入阶段扩大服务消费;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全方位地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十四五”时期,力争形成包括发展理念、政策目标、重点领域、体制机制等在内的绿色发展基本框架,全面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发展理念上,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一步落地,形成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金融等在内的完整绿色经济体系。在政策目标方面,将“十四五”规划绿色发展目标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衔接,围绕增强人类健康和福祉,建立综合性指标。在重点领域方面,把握疫后经济复苏的战略机遇,推动绿色发展,为构建韧性经济社会确立方向。在实现机制方面,采取综合措施,考虑短期和中长期目标衔接,提高绿色治理的协调性和效率。

生态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源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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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勇:(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

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生态环境法从以规范污染防治、资源开发利用和局部生态问题为主的法律功能,向维护国家生态、生物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方向拓展,向适应国家生态、资源、能源、海洋发展战略方向拓展,使生态环境法的战略属性和自然属性得以充分显现。

我国以往环境立法偏重于末端污染治理,有关资源效率和生态保护的源头控制法律相对缺失。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局面得到重大改变:一方面,后端立法任务完成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重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根源,即资源利用不合理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建立高效利用资源制度,为推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矿产资源法修改增加了有关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和恢复、修复矿山生态的内容;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修改过程中,大量增加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新制定的长江保护法、生物安全法,更是把生态、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立法关注的核心和重点。

推动“两山”转化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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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要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因区域、人口、产业、生态等条件的不同,近年来,各地在推动“两山”转化时,选择了不同的转化路径,打造了不同的转化模式。这些基本经验可以梳理如下:

为生态资源寻找商品载体。由于生态环境消费不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质,难于计量、计价,为此必须为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寻找到委托品或载体,通过它们来体现或代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特性。

建设连接“两山”的基础设施。推动“两山”转化离不开完善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没有它们,绿水青山就会变成没路去或无人知的世外桃源;有了它们,才能合理引导经济、产业、人流的去向,吸引人气、资本、产业、项目进来,推动原料、资源、产品出去。

嫁接比较生态优势与其他优势。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在开发生态资源时,要尽可能将比较生态优势与其他优势(如人口、技术、交通、市场)嫁接起来,形成“生态+”的开发内容、产业结构,形成优势产业之间的叠加效应,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

推动三产融合,延长产业链条。传统生态产业链条短,产业附加值低,价格波动明显,市场受制于人,抗风险能力差。为此,必须延长产业链条,在不同的产业梯度上开发生态产品,抵抗价格波动,分散市场风险,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生态产品文化内涵。生态产品具有高度的形状、品质和地域相似性,市场上很容易出现滥竽充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要实现高品质生态产品溢价,必须加强品牌建设,让消费者形成消费记忆,培养品牌忠诚度。

打好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的战略主动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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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主任)

生态安全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为此,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打好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的战略主动仗。

首先,科学预判生态环境风险。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发现隐患因素和倾向性苗头,透过复杂现象抓住要害,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原因要心中有数。按照系统工程思路,全方位、全流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其次,主动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风险暴发非一日之功,越是见事早、行动快,就越能减少其负面影响。为此,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风险防控协同和责任机制,切实抓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监测预警机制,系统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提出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预案。

最后,有效化解生态环境风险。应对生态环境风险挑战,要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及时中止风险联动传导,阻断生态环境风险向其他领域扩散传播的通道;着力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实现从注重事后处置向注重事前预防转变,从减小生态环境风险损失向遏制生态环境事故发生转变。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应急预案管理,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环境应急协调联动能力。

让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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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涉及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市场交易和社会规范等方面,几者共同对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的行为产生约束和影响。要使这一套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效力,需要进一步理清不同主体的行为特征,建立针对性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制度有效实施。如,在良好法治环境下,高质量的立法能够使法律有效地自我实施。出于保护公众、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或权利的目的,各主体都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对污染环境的企业提起诉讼,以法治手段实现个人目标并达到合意的社会效果。同样,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也能够支持企业或个人为追求利润而与其他企业自由交易(如排污权交易),使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总成本降低。上述情况有赖于关键制度的建立,比如环境监测信息公开、排污权的权属界定、生态环境产品绿色认证等。

总体上我国法治环境、市场经济体系都在不断改进之中,党和政府在推动制度建设和实施上起主导作用。按照现代行政管理的系统分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法定权威、财政保障和组织体系四种基本工具有效履职尽责。因此,要进一步理顺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通过有效问责强化实施,就需要加强中央领导下的部门统筹协调,从机构设置、程序规范、信息整合、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多方面系统谋划、协同发力,以政府为主导,激发所有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保障所有主体参与的权利,把提高制度执行力落到实处。                                                

(编辑:逍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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