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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社：前一段时间的云南亚洲象北迁，引起国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请问王副省长，云南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应对亚洲象迁移事件和保护亚洲象这一种群？ 王显刚：感谢这位朋友。也借这个机会，感谢广大媒体和记者朋友们，这几个月以来对云南亚洲象北上及返回之旅的持续关注，这本身就是我们进一步做好亚洲象保护工作的动力。 这次亚洲象北上，一方面是偶然的，恰好是15头亚洲象，在 COP15召开之际，向COP15举办地昆明走来。另一方面又是必然的，一是近30年来，云南对亚洲象实施了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亚洲象种群数量由近150头增长到现在的300多头，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二是这些年来云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形成了几条能够支撑和保障亚洲象北迁数百公里的通道。云南亚洲象北上及返回之旅，是中国人民、云南人民以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重视野生动物保护、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生动缩影。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继续做好亚洲象保护工作。 第一，广泛凝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识。保护亚洲象，政府要有力度，人民也要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识。只有把政府的政策、多数人的主张转变为更广泛的共识和更务实的行动，才能更好地保护亚洲象。因此，我们将以此次亚洲象北上及返回之旅为契机，继续做好宣传工作，进一步凝聚爱护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共识。 第二，建立健全符合亚洲象生存生长规律的科学管控长效机制。大象和人在云南总体是比较和谐的，但是这个和谐还需要主动地维护，因此需要建立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是柔性防控，是人象和谐，是顺应亚洲象生存生长的自然规律。我们将在总结提炼此次亚洲象安全防范和科学引导返回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指挥调度、监测预警、信息报送、损失补偿等亚洲象管控长效机制，有效化解人象冲突潜在风险，坚决确保人象安全。同时，在亚洲象肇事补偿方面进行统筹研究，最大限度降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第三，力争亚洲象基础性研究取得新突破。虽然我们在亚洲象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此次亚洲象北上及返回之旅中，我们依然感觉到对大象的了解和认识还远远不够。此次，国内顶尖专家、学者汇聚云南，一线观测采样，一线研究攻关，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将进一步用好云南这个天然实验室，加大亚洲象基础性研究力度，加速成果转换利用，为云南亚洲象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第四，加快推进西双版纳雨林（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昨天，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了我国正式设立的首批国家公园。我们有建设国家公园的条件和信心，将借此机会、乘势而上，统筹兼顾热带雨林和亚洲象保护，积极申请创建西双版纳雨林（亚洲象）国家公园，进一步加强亚洲象保护，维护“人象和谐”。 谢谢。 主持人：今天，还有不少媒体朋友在线上参加发布会。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安排，秘书处事先征集了线上媒体的提问，并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新闻官员刘思佳女士代为提问。 下面有请刘思佳女士代为提问。
刘思佳：日本共同社提问，对于资源动员，中国设立生物多样性基金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我非常高兴看到日本的承诺。然而，这只是一小步，为了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资源，您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有什么想法？您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调动更多的资金，特别是调动私人资金? 伊丽莎白·穆雷玛：非常感谢你的问题。的确，中国和日本的新声明是值得赞扬和赞赏的。但最近也有其他的新声明，我们要在这一背景下看待这一点。记住，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将从九家慈善机构获得50亿美元。甚至查尔斯王子也谈到30%的气候资金将用于生物多样性。我前面提到全球环境基金与环境署和开发计划署一道支持发展中国家立即开始实施。另外，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特别是对于非国家行为体来说，他们可以展示其正在做的努力，第十四次缔约国大会主席国埃及政府就曾率先倡议动员非国家行为体的资源和力量。 中国作为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主席（与埃及政府一道）发起了“沙姆沙耶赫到昆明”人与自然行动议程，这就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在这一平台上做出承诺，并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些承诺。此外，当我们看到资源，特别是来自私营部门的资源时，我们不应忘记每年有5000亿美元被用于有害物的补贴。因此，如果这些资源被重新利用，重新定向，从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活动转向到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活动，那么每年我们将有超多5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源）。 如果也是这样，那么国家就会真正过渡到我所说的，全员各就各位，政府各方社会各方，特别是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经济和国家各行业的主流，资源就会到位。因为可开展的共同活动会成倍地影响农业、森林和湖泊。再说一次，资源，将资源用于包含了生物多样性考虑的核心行业是会带来核心利益的，因此可以避免重复或矛盾。所以，资源是存在的。然后，当然，我希望，特别是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行业，国家政府可以展示出他们在自然资源方面的承诺。因为即使是我们希望国际资源能够成倍增长和流动，捐资方也会希望看到来自各国的承诺。 因此，如果一些资源能够被重新纳入主流行业，这种承诺将鼓励更多的资源的参与。因此，我同意，仅仅宣布资源是不够的。但我们必须结合其它资源在一个更大背景下看待这一问题，我还要看到不同团体最近作出的承诺。我们已经对自然做出了承诺。我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联盟，在116个国家中，现在已经有90个国家了提出了2030年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的30x30目标。 因此，如果这些国家呼吁在“30×30”，我们希望可以在这30%的陆地和海洋保护区里也伴随实现有效的保护区管理。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国家做出承诺，将资源用于公约的执行。我们还有一个全球海洋联盟。因此，我们需要各国的承诺，以确保海洋不会被塑料堵塞，确保渔业管理的可持续性，从而改善鱼类资源。 主持人：请刘思佳女士代线上媒体继续提问。 刘思佳：谢谢，伊丽莎白。这里还有一个对你的提问。这个问题是记者PatrickGreenfield提出的，他来自卫报。您此前呼吁为那些希望参加日内瓦磋商研讨会/昆明第二阶段会议的人提供更多疫苗，各界对此呼吁反应如何？ 伊丽莎白·穆雷玛：的确，下次面对面会议将首先于明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所以，我们瑞士政府正在就帮助和支持各国满足卫生健康防疫需求进行协商。我们将看到接种疫苗的情况。但是，我们也同联合国医疗运营支持部门保持直接联系。这就是联合国所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愿我们也能利用各国国内的相关机构，为那些需要疫苗的人提供疫苗接种支持。我们目前也在向英国政府以及我们气候变化秘书处的同事学习，因为他们将为那些参加第二十六次缔约国大会并需要接种疫苗的人提供支持和帮助。 因此，我们再次进行磋商，看看我们如何也能从中学习经验，这也是我们最近会议的结果。特别是在8月底和9月初，我们主持了关于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第三次会议。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虚拟会议室和讨论的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调查有多少人已经接种了疫苗。好吧，令人惊喜的是，在那些填写了问卷的人中，我们实际上发现90%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除了非洲（地区的代表）。举个例子，非洲（地区代表接种率）只有63%。但即使是63%，这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这63%的（非洲地区代表），有些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有些人还没有完全接种。这是9月初的数据。这也就意味着，到明年1月，这63%的非洲地区代表将完全接种疫苗，整体上90%的代表将完全接种疫苗。这个统计数字可能还会增加，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在研究这些具体的防疫安排。当然，我们很快也会与本届主席国中国政府协商，看看我们应如何共同帮助支持参会各国和各国代表。这些人在前往日内瓦之前需要接种疫苗。 主持人：请刘思佳女士代线上媒体继续提问。 刘思佳：谢谢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是提问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先生的，这是一个来自法新社的提问。 您计划如何让地方社区参与进来，并确保他们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受益？您如何确保在努力建设巨大国家公园的过程中，不会导致强行驱逐？ 赵英民：谢谢！ 在国家公园等保护地管理中，中国十分重视地方社区参与和原住居民权益的保护。通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既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又促进了社区发展，提高了原住居民的收入，使他们得以脱贫。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依法保障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应当妥善处理与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划建自然保护区时要征求当地社区意见，兼顾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2019年，中国出台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保护原住居民权益，鼓励原住居民参与特许经营活动，在国家公园内，扶持和规范原住居民从事环境友好型经营活动。我们认真落实这些规定要求，推动社区依法有序参与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有利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二是鼓励原住居民积极参与保护工作。设立野保员、林保员、湿地保育员等生态公益性岗位，原住居民通过积极参加生态公益岗位，从事生态保护工作，越来越多的人从利用者转为保护者，吃上了“生态保护饭”，将保护区与社区由“对手”关系变成“牵手”关系。如2016年以来，西藏、青海累计为群众提供生态岗位90多万个，农牧民增收近80亿元，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建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制度，实现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全覆盖，共有17211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户均每年可增收21600元，承担起日常生态监测、动物救治、反盗猎以及垃圾清理等工作；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置公益岗位13278个，积极吸纳当地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 三是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特许经营活动。自然保护地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认真落实相关规定要求，在积极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特许经营活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授权当地社区特许经营权，通过组织举办“昂赛国际自然观察节”，仅4天时间里，就为当地21个示范户带来了46万元的收入，在保护前提下，实现了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本的转化。又如，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通过建立蜜蜂养殖、蜜源植物种植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调的减贫模式，推动全县3500个贫困户脱贫，户均增收5000多元，并于2019年入选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联合发起的“110个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例。 四是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促进社区发展。建立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地方发展，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通过不断扩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覆盖范围和支持力度，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双赢。2020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金额达700多亿元。 如何处理好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关系，是国际社会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效，我们也愿意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经验，并与国际社会深入交流。 谢谢。 主持人：请刘思佳女士代线上媒体提最后一个问题。 刘思佳：我的下一个问题还是要问执行秘书，伊丽莎白女士。这个问题来自法新社，也是个相当直接的问题。您对今天达成的“昆明宣言“有什么看法？它是不是足够的雄心勃勃呢？ 伊丽莎白·穆雷玛：非常感谢。简而言之，我对昆明宣言的内容是非常满意的。它的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宣言。它是雄心勃勃的，因为在宣言中，它已经提出了在框架中需要考虑的东西，这让框架也更加雄心勃勃。所以，昆明宣言中有关于主流行业的明确的要点和段落，这我已经说到了，政府各个方面，社会的各个方面，补贴的重新定向和转型，资金流动从不利于自然的领域转向有利于自然的领域，以及相关的立法和法治工作，这些都是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政策法规（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有利环境。 昆明宣言谈到了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全面和有效参与，以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公民社会、青年、妇女、非政府组织、金融、企业等的全面和有效参与，包括个人。更重要的是，它也在审视框架，并提出一个有效的监督和审查机制，这对框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上一个战略计划中缺失的方面之一。 因此，对我们而言，如果宣言中的想法能够落实到框架中，这实际上表明了部长们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诺，并且他们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这给了我们希望，这个框架也将是普世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它也是变革性的，完全不同的。它从过去的实践中学习，吸取教训并且创新，填补一些缺失的问题。 因此，显然，如果宣言的内容能够反映到新的框架中，那么我们就向前迈进了十步。接下来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实际执行情况。因为声明是一个文件。该框架一旦获得通过，将成为一份文件。关键是要在实地执行实施，真正做出这些变革性的改变。我们希望看到进展。谢谢！ 现在，我也在跟部长说，我正等着做明年的作业。 主持人：谢谢穆雷玛女士，谢谢赵英民先生，谢谢王显刚先生，也谢谢刘思佳女士，谢谢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编辑：逍遥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