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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加州野火还是澳洲野火，当政治界对火灾和气候变化的关联看法不一时，因应环境危机就显得困难重重。 身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澳洲奋力抵抗这波造成至少28人死亡的大火，适应更长、更猛烈的火灾旺季已成为澳洲政府的首要任务。 林火专家向媒体气候之家表示，澳洲对气候变化看法两极，减轻林火影响需要更多的土地管理、社区参与和跨党派的支持。 澳洲人与地景和原住民古老的火事管理方法之间关系疏远。“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地景经营管理。”澳洲国立大学林业学教授卡诺夫斯基（Peter Kanowski）告诉气候之家。“我们需要与原住民社区合作，尊重我们的地景和生态系统。面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多的土地管理手段介入。”他说。
澳洲野火侵略后的森林样貌。照片来源：denisbin（CC BY-ND 2.0） 人们希望过去几个月的林火危机能让澳洲开始注意气候政策、复原力建设和土地管理。 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联邦皇家委员会研究“问题的范畴”，包括对大火的准备和反应以及因应气候变化所应采取的调适和复原措施。去年12月，澳洲众议院环境委员会调查过去和现在的植被和土地管理政策因应不同林火强度和频率的效力。 对莫里森政府来说，将焦点放在保护澳洲社区和经济的调适措施上可能是一个捷径。截至目前，莫里森政府一直拒绝采取更积极的减碳措施或改变其亲煤立场。澳洲已计划沿用京都议定书时代的碳信用额来实现其2030年的减排目标，使排放量比2005年低26-28%。如此一来，澳洲减排所需工作可减半。 墨尔本大学森林与生态系统科学系主任基南（Rodney Keenan）表示，任何关于建立林火调适能力的讨论，都需要先让澳洲气候变化正、反两派有对话的基础。假讯息在社群媒体间流传，部分梅铎集团媒体则不断强调气候行动没有共识。基南警告，这可能使气候变化和土地管理正反两派更加分化。 土地管理方面的讨论已经引发政治驳火。澳洲前副总理乔伊斯（Barnaby Joyce）指责绿党阻挡计划性燃烧，助长了森林大火。绿党否认这一点，强调乔伊斯的指控没有根据。 去年，加州野火凸显该州与美国总统川普之间在气候政策上的分歧——此刻，川普正在进行退出2015年巴黎协定的程序。这样的歧见让建立火灾长期复原力的讨论失了焦。 11月，川普指责民主党州长纽瑟姆（Gavin Newsom）“森林管理做得很糟糕”。纽瑟姆则反驳：“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人没资格这么说。”
弥漫着大火烟尘的悉尼街道。照片来源：VirtualWolf（CC BY-SA 2.0） 卡诺夫斯基说，土地管理对于减轻澳洲森林大火的强度至关重要，但近年来，资金绝大多数用于预防和土地整备方面的恢复工作。 减灾措施可以减少野火发生时的可燃物，从而减轻火灾的强度，包括计划性燃烧、放牧或清除植被和树木。 新南威尔斯州乡村消防局局长菲茨西蒙斯（Shane Fitzsimmons）告诉澳洲媒体，澳洲干燥的天气和更长的火灾季节使计划性燃烧“非常困难”，可安全燃烧的时间很短且缺乏所需资源。“别忘了来此定居的澳洲人，生活、工作和居住地都是过去曾经可以自由燃烧的地方。现在我们没办法再随便放火烧了。”他说。 数千年来，澳洲各地的原住民社区一直透过燃烧土地来管理火灾。澳洲北部，在联邦和州政府的支持下，原住民护林员团体重新采纳原住民消防管理措施。尽管北部的地景和条件与此次受灾惨重的东南部不同，但该计划已将野火发生时间从季末调整到季初，强度也成功减小。 澳洲北部原住民代表金伯利土地委员会发言人说：“澳洲原住民一直与火保持着正向的关系。对他们来说，火不是必须避免发生的事情，而是澳洲地景的一份子，并有效利用火来维持平衡和能抗火的生态系统。” 卡诺夫斯基说，“这是消防管理最佳实践的一个例子。”他表示，在澳洲南部，原住民大多因外来移民而流离失所，“许多消防知识已经失传。”目前正在努力重建这种知识，但进展远不及北部。
康乔拉国家公园1月4日丛林大火后灾情：当地居民的车及财产付诸一炬。照片来源：绿色和平 尽管改善土地和火灾管理的讨论正在缓慢进行，但澳洲科学界十多年来一直在警告政府要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1939年至2011年之间，针对林火进行的16项重大调查结果也呼吁，土地规划和火灾风险管理应有更具整合性的方法。 在此期间，科学家也不断警告，全球暖化可能导致火灾持续时间延长和强度增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澳洲东南部，火灾风险超高和极高日的频率到2020年可能会增加4-25%，到2050年会增加15-70%” 。 但是，都市和开发计划仍继续往林地和都市边缘扩张，增加了社区火灾的风险。林火和自然灾害合作研究中心执行长桑顿（Richard Thornton）告诉气候之家，除了气候变化之外，澳洲人还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 桑顿说，虽然自然灾害是“澳洲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由于我们所选择的居住和工作地点，风险主要还是人为造成的”。 他说，证据显示某些地区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建设风险“高得不能接受”，象是只有一条道路出入的地点，或是被灌木丛包围的山脊顶部，“这并非偶然，我们常常这些地方盖房子，因为我们喜欢这些地点。” 基南表示同意，许多澳洲人“并不完全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并警告社区需要长期资金投注于教育和复原力。 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国家气候变化适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特（Sarah Boulter）说，澳洲的知识和能力足以适应暖化的世界。“但是变革需要时间，需要政治和社区层面的承诺和支持，有不少艰难的决定要做。”她说。 （编辑：Nicol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