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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因应新冠肺炎（COVID-19）的隔离封锁政策，进一步威胁土地与环境倡议者。为期两个月的封锁期间，至少有10位土地倡议人士遭维安人员逮补。另外，一位人道救援工作者也在这期间遭不明人士枪杀。 菲律宾在3月17日至5月15日实施“加强型社区隔离”（Enhanced Community Quarantine, ECQ），以遏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现在在大部分地区则开始实行较为宽松的隔离措施。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声明中指出，菲律宾政府在ECQ期间，派遣保安部队驻守检查站，并且逮捕了12万名违反聚众禁令的民众。
菲律宾政府在“加强型社区隔离”期间，派遣保安部队驻守检查站。图片来源：Philippine Information Agency via Wikipedia 以防疫为名，压迫异议者 左派政党创始者遭枪杀 环境倡议组织卡里卡珊人类环境联盟（Kalikasan People’s Network for the Environment, Kalikasan PNE）的杜尔切（Leon Dulce）告诉《Mongabay》，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成为政府正当化对异议人士进行逮捕与攻击的手段。“病毒传播与政府严格的防疫手段都对环境倡议者造成威胁”，他说，“倡议者在面对传染病与政府压迫上都需要更多保护。” 防疫封锁期间，有一名环境与政治倡议人士被杀，证实了环境守门人“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在去年的报告中给菲律宾的封号：“对土地与环境倡议者而言最危险的国家”。 4月30日，波尔基亚（Jose Reynaldo “Jory” Porquia）在菲律宾中部的怡朗市（Iloilo City）遭到不明人士射杀身亡。波尔基亚是菲律宾左派政党“人民爱国联盟”（Bayan Muna）的创始者之一，该党借由保障小党与单一议题政党的政党名单系统（party-list system）在众议院获得席次。他在提供都市贫穷社区援助服务后，于租屋处遭到四名凶手连开九枪射死。 波尔基亚在当地是著名的社区组织工作者，同时也是班乃地区最大环境组织“马迪亚斯生态运动”（Madia-as Ecological Movement）背后的重要推手。波尔基亚在怡朗市与附近的卡皮兹省（Capiz）倡议反对大规模矿业、燃煤电厂与大型水坝计划。他也为2013年海燕台风（Typhoon Haiyan）的受灾户提供灾后重建、生计与收容等援助工作。 5月2日，波尔基亚的女儿克莉丝玛・妮纳・波尔基亚（Krisma Niña Porquia）及其他41位亲友，在前往案发现场以烛光与花圈悼念死者的路上，遭到逮补。其中包括菲律宾独立教会（Iglesia Filipina Independiente）的牧师，同时也是班乃岛和吉马拉斯岛著名的大规模矿业反对者苏拉尧（Marco Sulayao），以及菲律宾全国人民律师联盟班乃分会（National Union of People’s Lawyers-Panay）律师吉伦（Angelo Karlo Guillen），他先前发起法律行动对长滩岛封岛政策提出异议。他们目前已保释出狱。 原民领袖、农民都在防疫期间遭捕 3月19日，菲律宾进入封锁状态不久，就有一位原住民族领袖托马隆（Gloria Tomalon）在他位于民答那峨岛南苏里高省的家遭到逮捕。警方认为托马隆是非法“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 NPA）的领导者之一。他是“人民爱国联盟”众议员库拉玛特（Eufemia Cullamat）的姊妹。 托马隆是民答那峨岛原住民族组织“KATRIBUMMU”的主席，该组织持续阻挡五间大规模矿业公司进驻他们位于安达普谷地（Andap Valley Complex）的传统领地与森林。这片区域在2018年时发生武装冲突，导致1600名左右的原住民流离失所。 最近一波大逮捕发生在八打雁省（Batangas），这个位于马尼拉南方100公里远左右的地方，有6名农民在5月11日于自家遭捕。居民表示，当天有至少17辆公务车与2台军用卡车来到当地逮捕农民。 被逮捕的人有，农民组织领袖维达尔（Virgilio Vidal）和他的兄弟马塞洛・维达尔（Marcelo Vidal），地方议员朱隆巴彦（Leovino Julongbayan）与包提斯塔（Doroteo Bautista），以及朱利・朱隆巴彦（July Julongbayan）、特诺里奥（Roilan Tenorio）。这场逮捕发生在农民组织接受政府纾困方案补助一天之后。朱隆巴彦和包提斯塔也因为身为当地官员而有经手补助金管理工作。 这个农民组织属于Samacolo协会，自1980年代以来，持续对抗土地掠夺，并反对加拉卡自治市（Calaca）的900MW燃煤电厂。 治理、政策专家与人权团体稍早就曾针对菲国总统杜特蒂（Rodrigo Duterte）以“军事手段”（militaristic approach）应对传染病一事，表示担忧。 “如果维安人员都能配备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那以军事手段对付传染病是有可能成功的”，环境律师与政策专家拉维尼亚（Antonio La Viña）在上个月的在线简报表示。“但我们在菲律宾看到的状况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军人并没有接受过应对生物战的训练。” 拉维尼亚说，雪上加霜的是，菲律宾政府以集中管理的方式发放纾困物资，所以组织必须要先向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DSWD）登记才能领取。 如果没有得到许可就在街上群聚，则会因为违反隔离规定而被逮补。有很多人因此被捕，包括在隔离期间提供援助工作的公民团体成员。 人权组织：谴责菲国以军事手段防疫 迫害人权工作者 “在军事封锁手段对人民造成的压迫中，我们不清楚政府是否真有诚意要提供人民最需要的纾困协助”，菲律宾环境议题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 Philippines, CECP）的阿隆佐（Lia Alonzo）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担心与新冠肺炎防疫相关的行政命令与政策，将被用来阻挡人道救援工作并迫使人权工作者噤声。” 国际人权组织也谴责菲律宾政府在疫情封锁期间执行的逮捕行动，菲律宾国际人权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Philippines, ICHRP）的发言人福斯修女（Patricia Fox）认为，这些行径其实是菲国政府“实质上在全国实行戒严”的手段。 ICHRP在许多地方发起反对杜特蒂的行动，包括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华盛顿D.C.、波特兰、旧金山、纽约、新泽西、檀香山，柏林、伦敦、阿姆斯特丹、首尔、香港、雪梨与马尼拉。 “为受封锁政策影响的国民提供纾困协助的菲律宾组织，却被当局针对、逮捕、抹红（red-tagged）1”，ICHRP主席墨菲（Peter Murphy）说，“极度漠视生命、攻击人道救援工作者的菲律宾政府，应受国际谴责。” 目前菲律宾至少有51名政治犯因为捍卫土地和环境而遭受监禁。许多环境倡议组织与个人也被政府透过网络或公共舆论指控为非法的共产党份子。这些组织包括菲律宾环境议题中心、以社区为基础的气候变化倡议网络（Climate Change Network for Community-based Initiatives, CCNCI）、公民灾害应变中心（Citizens’ Disaster Response Center, CDRC）与菲律宾粮食安全网络（Philippine Network for Food Security Programs, PNFSP）。 编注 1“抹红”（red-tagging）是菲律宾政府用在异议人士身上的一种政治宣传手段，他们为这些个人或团体贴上共产党或左翼份子的标签，且因为总统杜特蒂在2017年宣布菲律宾共产党与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是恐怖份子，这些被“抹红”的组织与个人因此很容易就会遭到政府监听、拘捕与限制自由。联合国、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组织等都警告，菲律宾政府的这种政治手段将压制反对意见，有害民主发展并进一步促成独裁统治。 （编辑：Fran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