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将绿色金融作为主推议题之一，将G20从来没有讨论过的议题变成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领导人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国绿色金融也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更以绿色投资原则（GIP）为纽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相融合，以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在国际上备受瞩目。 日前，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就相关话题接受了中宏网独家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跋涉在金融体系绿色转型前沿 中宏网记者：您不久前荣获《亚洲货币》2019年度中国卓越绿色金融大奖"杰出贡献奖"，获奖理由指出，无论在绿色金融学术研究还是在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方面都做出杰出贡献。能否结合您的学术履历以及中国绿色金融的创新发展分享您的治学心得？ 王遥：非常感谢《亚洲货币》及其推荐专家、评审专家给予我的殊荣。事实上，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获全球瞩目，这有赖于政府、市场机构、学界、NGO以及媒体、公众的共同努力。作为一位曾经在投资银行工作过近七年，又已在绿色、气候金融领域深耕研究十余年的学者，我有几点感悟： 一是无论"冷""热"，坚持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十年前，哥本哈根会议引发了全球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视，但碳金融、气候金融、绿色金融却是很冷门的前沿话题。出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的初心，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与之紧密联系，并相信跨学科的研究虽然很有挑战，但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会很有价值。而从2006年开始，原国家环保总局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陆续出台了三大绿色金融政策，但政策执行效果有待评估，市场反应并不积极，社会对此的了解更是乏善可陈。直至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牵头研究绿色金融，原人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士作为核心人物，组建绿色金融工作小组、提交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由于前期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我成为工作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2015年，"绿色金融"首次被写入《生态文明改革总体方案》，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使中国成为全球少数几个具有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自此，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进入快车道，成为全球引领国，绿色金融的研究也成为热点之一。正因为有前五年对"冷门"研究的坚持和成果积累，当绿色金融变成"热门"话题，我们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主力之一，并在2016年获得天风证券公司的捐赠，设立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成为该领域的专业智库。 二是接"天线"，政策研究先行。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全球瞩目，得益于全面综合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而政策的出台，需要大量的研究基础。我带领团队持续跟踪最前沿的绿金动向，不定期向决策部门提供涉及气候、能源、绿色金融等多方面的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报告。例如，对《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送审阅）》的评估意见作为唯一的外部评估意见，与指导意见一起报送国务院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支持推动了绿色债券相关政策的出台，前期共同牵头《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的制定，为各债券主管部门推出政策提政策建议。多篇内参被采纳上报，得到有关领导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当前，各相关政府部门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机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对绿色金融诸多议题有很强的研究需求。例如我们正与地方人行共同开展的绿色票据研究，与住建部开展的绿色建筑投融资指引研究，与生态环境部共同开展的气候投融资相关研究，与自然资源部关于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下的市场化补偿机制研究，等等。参与到政策制定的前期研究，也提高了我们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可以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方案。 三是接地气，推动实践研究创新。绿色金融不仅需要政策推动，更需要市场行动。我们通过学术研究成果转化实现价值创新，助力金融机构与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比如在债券方面，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绿色债券数据库，并于2017年发布"中财-国证绿色债券系列指数"，成为首支跨境同步展示的中国绿色债券指数；开发了ESG信用评级模型，更准确判别企业债券的违约风险，形成国内目前仅有的债券ESG数据库。在股票方面，开发了"绿色评估体系"、"ESG评估体系"方法学，建立了国内最大的上市公司ESG数据库；先后与中证指数公司和深圳证券信息公司合作"沪深300绿色领先股票指数""中财-国证深港通绿色优选股票指数""中证-中财沪深100ESG领先指数"，并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同步展示，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衡量企业绿色和ESG水平的价值标尺和投资工具，也为推进中国绿色和ESG指数国际化作出重要贡献。2019年，与京东数字科技共同发布"ESG行业系列指数"，填补了行业ESG评估的空白；与新浪财经共同设立ESG频道，并发布"美好中国ESG100指数"，推动主流财经媒体广泛传播ESG投资理念。 四是擅提炼，学术理论研究立命。当前，全球及中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但实践中金融体系的绿色转型，需要理论上的指导与制度的设计，然而目前尚未有成熟完善的绿色金融理论体系，制度设计也较为零散，学界缺乏相关领域的大量创新研究。为此，亟需系统梳理总结，形成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框架。因此，作为学者，要始终以学术研究为根本，通过大量政策研究和实践研究的提炼，从理论基础、概念界定、功能作用、方法模型、机制创新等等方面，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为此，我们通过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促进全球绿色金融学术与政策研究平台建立。例如，在国际层面，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四所世界知名院校在2018年共同筹备建立了"全球可持续金融研究联盟"，目前该联盟已有成员30余所高校。2019年，作为唯一中国受邀高校单位，加入美国西北大学凯洛德商学院发起的"影响力投资和可持续金融高校教师联盟"，目前有来自全球60余所著名高校的100多名高校成员。在国内层面，支持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分别组建的绿色金融高校联盟，共同探究绿色金融领域的重要学术问题。 总之，绿色金融领域有太多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创新，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唯有秉承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围绕重要的前沿议题持续展开深入研究，切实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绿色金融“中国经验”新名片 中宏网记者：2017年6月，中国批准了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和新疆五省（区）八地（市）建设绿色金融试验区。此举被视为推动中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重要举措。您怎么看待这两年来五省八地所取得的经验及其区域改革的标杆意义？ 王遥：我国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目的就是先行先试，通过地区试点来检验一些支持绿色投融资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结合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推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兼顾资源节约、污染防治等可持续发展举措。 当前，改革试验区已然成为绿色金融"中国经验"的一张名片，形成了很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试验区在试点的组织和保障、绿色金融试点落实、政府引导和推动、体制机制及其他重大创新，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机制建设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发展，切实对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绿色信贷、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保险、合同能源管理等具体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上实现了创新增量发展。试验区绿色信贷规模水平一直较高，不良贷款率显著低于其他普通信贷；绿色债券的活跃程度很高，绿色资产证券化发展提升绿色产业资金配置效率；各试验区也结合自身现状逐渐尝试绿色股权融资、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其他市场行为，较为有效的拓宽了融资渠道。 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试验区通过在绿色项目库、绿色信息披露共享、绿色信用信息体系、绿色金融标准等方面实现了多点发力。通过财政支持、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建设、环保立法、执法、宣传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各地政府正向引导了试点工作的有效进行。例如广州花都区发起粤港澳大湾区环境信息披露倡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共同建立环境信息披露；贵州省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协同监管平台，建立涉企信息跨部门跨地区互联共享和集中公示制度。 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通过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机制、风险处置及应对机制的建设，避免了重大绿色金融风险的发生。比如，贵安新区制定了绿色金融整体风险监测、防控机制，并且针对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制定了专门防风险机制。衢州则设计绿色金融风险防控晴雨表，通过监测指标和预警阈值开展机构绿色风险监测和纠偏工作。 在试点效应方面，各试验区实现了大气、水等环境治理方面的有效改善，促进了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根据统计，试验区各地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好于三类水体比例、森林覆盖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万元GDP用水量等数据出现了不同比例的下降。 在对各个试验区取得的经验和成绩进行总结后，我们发现，各个试验区在组织协调机制的效率有待提高、绿色经济的发展程度、金融机构"集聚效应"、绿色金融创新产品模式推广、绿色标准的"本地化"建设、绿色金融数据的统计、绿色金融意识和能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在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但我认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意义也正是在于此。各个试验区所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基础、经济结构等均不相同，其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试验区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取得的经验，及面临的问题与不足，对于我国绿色金融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上说，我认为这两年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成果丰硕，为今后扩大区域试点规模提供了借鉴，也为未来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及措施层面的指导，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来讲都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中国对世界绿色金融发展的又一重要贡献。 （编辑：逍遥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