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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对大众而言，或许只是积聚沿岸或漂浮海面的各种固体垃圾，但实情是在无量大海之中，还存有许多看不见但存在的污染物。不论是分处南北极的企鹅与北极熊，还是潜藏深海的海龟，即使栖息之处不见人烟，仍然逃不过被毒害，体内均被验出相同的化学毒素。为此，香港七大院校共建的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实验室”），致力追踪藏匿于汪洋之中的新兴化学污染物，向世界推动保护海洋生物和人类健康的新标准。 此乃《国家重点实验室》系列报道之四 “我们要比政府早一步研究，当他们着手处理时，我们便不再研究了。”城市大学化学系生物学讲座教授兼实验室主任林群声用一句话总结出实验室的工作。成立于2009年的“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由城市大学、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等七所院校共同建立，除了日常合作到香港水域收集海水及沉积物等样本外，各校科研人员亦会共同开展研究项目，如近年一同研究磷酸盐浓度对浮游植物氮吸收机理的影响、利用青鱂鱼及斑马鱼进行海洋生物毒素的神经毒性研究等。现时实验室主要有四大研究方向：包括研发污染监测技术、了解海洋生态系统、评估风险以及控制污染与生物复修。 林群声忆述，自己当年负笈英国攻读博士时修读数量遗传学（quantitative genetics），在博士论文中利用统计学研究动物遗传，本与海洋污染、保护海域生态系统扯不上边，但回到香港投身学术界时，鉴于本地三面环海，面对的环境问题多不胜数，遂尝试研究海洋污染，“说起环境污染问题，一般人先想起的是肉眼能见的固体废物，如搭船时发觉海上有许多垃圾，大家便认为这就是污染的全部。”但他说，其实还有更多污染是大众看不见的。
海洋满布污染，除了肉眼看得见的固体垃圾外，更不乏看不见的污染物层。（资料图片／江智骞摄） 新兴化学污染易被忽略 现时实验室以研究新兴化学污染物为主，传统污染物并非研究对象。林群声解释，“科学界早已很清楚，这类传统污染物的特性、在环境中的影响等，因此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法例及政策从源头减少，甚至禁止排放。当这去到管理层面，便并非科学家能做的事。”他举例说，科学界对传统污染物如重金属或农药滴滴涕（DDT）一类有机氯化合物，已有很长的研究历史，因此已经非常了解，接下来的长期监察与规管，便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观大家对一些新兴化学污染物的特性、潜藏地点、迁移方式及影响一无所知，这时实验室便派上用场。基于它们刚刚兴起，又或是存在已久却遭忽略，所以科学界对那些新兴物质一无所知，遑论清楚它们对环境的遗害，因此便成为实验室的重点研究对象，全氟化合物（Per-and polyfluorinated chemicals, PFCs）便曾是其中之一。
成立于2009年的“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由城市大学、中文大学等七所院校共同建立，共同研究新兴海洋污染物。（高仲明摄） PFCs用于工业生产，较为常用的是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基于它的防水及防油特性，PFCs用途相当广泛，易洁镬上的涂层、快餐包装纸，以至泳衣、椅套、地毡等家居用品及纺织品，均用得上。但PFCs属对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因为它难以分解，会在环境存留达数百年，可能妨碍生物新陈代谢或致癌。 林群声还记得，PFCs最初没人关注，因为按照理论，PFCs应永远黏在产品上，当时大家认为它不会进入环境当中。直至有科学家发现PFCs已散布至整个地球，连偏远的北极也出现高浓度的PFCs污染物，人体、动物、空气、水质等无一幸免，这引起了林群声的兴趣：“这类化学物挥发性很低，科学家不理解它能够去到极圈的原因，因为最常见的传播方式是透过大气，但它如何进入空气当中呢？”
由于PFCs防水及防油，因此用途相当广泛。（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团队2004年开始研究PFCs的毒理影响及散播方式，当时科学界中有两套说法：一方认为南北极出现PFCs污染物，是由其原材料挥发所致；林群声等一方科学家则认为PFCs经海洋洋流传播。在此争论下，林及其团队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分离出样本的不同成分，继而测定成分比例，然后在不同深度的深海样本均能够检测到PFCs，证明了有毒的污染物被海洋洋流带去不同地方，以致全球迁移。“我们发现PFCs不只对生产地造成影响，还会远至北极南极。而我们的数据还证明这些毒素能在食物链不断累积，并在环境中残留很长时间。”他自豪地说，在全球不同研究团队各自贡献数据证明下，终在2009年让PFCs成为历史。
团队利用青鱂鱼进行测试，发现短链PFCs仍会对生物造成污染，影响后代。（高仲明摄） 生效于2004年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是一份禁用或限制生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联合国公约，当时有151个国家签署同意禁用九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1970年代常用的杀虫剂艾氏剂及用作溶剂的多氯联苯，时至2009年的公约会议上，再有九种有机污染物遭逐步限制使用或禁用，当中包括PFCs。 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PFCs被禁用后，另一问题接踵而来：生产商遂用短链PFCs、即一种相类但较少碳原子的化学物取而代之：“厂商的说法是四个碳原子没那么毒及容易累积，所以较好。”但林群声对此说抱有怀疑，于是继续研究，果然团队之后在实验中发现，如将青鱂鱼放在上述的污染物中，之后即使将第二及第三代放到净水当中，后代仍带有毒性，这跨代影响反映如不全面停用PFCs，问题不会消失，“正因如此，科学实验永无止境，总不能厂商说什么便信什么。”
林群声指出，海洋污染物层出不穷，迄今尚有许多污染物的遗害仍然未掌握。（高仲明摄） 研究拨款年期短 难有建树 然而，要在茫茫大海准确地找出各种新兴污染物，除非有高敏感度的分析仪器，否则确实是如大海捞针；更甚的是，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具价值的研究，更是难上加难。目前香港共有28个由不同机构管理的研究资助计划，当中不少只为期两至三年，甚至更短，如较常走入大众视线的研究资助局的“优配研究金”及创新科技署的“企业支援计划”：前者为期三年；后者不超过24个月。林群声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检讨研究政策及资助专责小组成员，他观察到普遍在港的研究资金均是为期两至三年，但认为如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是需要长时间跟进：“我们想了解新兴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如了解它如何在全球迁移。如要真正彻底地研究，是需要一个长期观察。但当研究经费多数只有两至三年，变相要令研究计划变短，在三年内有结果，因为不肯定三年后还有没有钱做下去。” 其次是每当申请研究经费时，拨款机构总期望有新的研究角度，因此如果在三年后想继续以同一角度做下去，获得拨款的机会很微。林群声指出，不少人只着眼研究经费的多寡，却甚少留意长短，但项目的资助年期，其实成为了窒碍学者尝试研究课题的因素之一，比起短期的经费，他认为香港较缺乏一些支持长远研究的资金。
林群声认为现行香港的研究拨款制度，最多为期两三年以及要求有新角度，这或窒碍了学者尝试开展长期研究的课题。（高仲明摄） 海洋与人类属命运共同体 香港与深圳只一河之隔，面对内地水质问题，香港也难只扫门前雪。实验室在2012年经深圳市政府批准，于当地成立卫星机构——“海洋与人类健康研究中心”，并于2014年底获批为“深圳海洋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与内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交流，组成有毒藻类研究、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等小组，重点研究南中国的新兴水污染物。 据环保署监测结果，本港海水中的有毒物质水平普遍较珠江口一带海域为低，尽管如此，林群声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发达，加上周遭地区急速工业化及城市化，香港位于珠江入海口，其海岸环境受有害物质污染在所难免，实验室可一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达致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又可借助国内漫长海岸线的丰富海洋资源进行研究，并与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结为伙伴实验室，借基础研究推动中国新型海洋技术产业。
自2004年起，环境保护署开展“有毒物质监测计划”，受监测物质有40多种。（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自2004年起，环境保护署开展“有毒物质监测计划”，除了每年一次于10个监测站收集海水及海洋沉积物样本外，亦每隔三至五年在后海湾、喜灵洲外海、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及城门河等地采取海洋生物、污水及河水样本，受监测物质有40多种，当中包括《斯德哥尔摩公约》中的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一些受到国际重点关注的微量有机污染物。现时，实验室主要研究卤化阻燃剂、紫外线吸收剂、抗生素等新兴污染物的毒性、迁移途径及在环境中持久性等。 由于某些污染物尚未列入政府恒常监察名单之内，林群声认为，如能搜集更多相关信息，不但能推进世界标准，还能让管理部门决定如何控制及管理污染物，保护海洋：“我们是前线，所以政府比我们慢，但当这些知识不断累积，（科学界）知道浓度及风险有多少，政府去到某一点应该介入，决定是否将这些新污染物纳入恒常监察名单。很多国家已在介入，只是我们未做。”实验室希望日后能专注发展便宜快捷的检测方法，简化检测程序，尽快控制及降解污染物，可持续海洋。 （编辑：Willia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