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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伟在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考察。韦伟供图 对于一只即将分娩的大熊猫妈妈来说，最急迫的事情莫过于快速找到一个适宜的育幼洞穴，一个不漏雨、保暖性好、隐蔽的树洞将是它未来的“产房”和“育儿所”。但适合的树洞可不是那么好找的，何况树龄基本要在200年以上，只有原始林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由于人类砍伐，原始林破坏严重，很多大熊猫失去了原本的栖息地。 从1963年至今，我国陆续建立了6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这些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如何？在保护大熊猫种群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这是西华师范大学研究员张泽钧课题组和博士杨彪关心的话题。他们分别通过对中国大熊猫保护体系的有效性、保护区的空缺（以中国国家公园系统规划为例）的分析，回应了长期以来公众对大熊猫保护投入大量资金后成效几何的质疑。两篇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 熊猫存活的关键因素 树洞给大熊猫哺育幼崽提供了安全、温暖的外部环境，同时局部小气候也很稳定，这对于只有母体体重千分之一的幼崽的顺利成活、发育至关重要。一般比较大的树枝腐朽之后才会形成树洞，根据在卧龙等地的调查，这些树的树龄基本在200年以上。 而早期对原始林的砍伐和利用使熊猫栖息地植被受损严重。秦岭一带的人类开发活动使得大熊猫难以找到较大的树洞，不得不选择石洞替代。另一个大熊猫集中分布地区——川西横断山区，还是我国木材原料的重要来源地。从1999年起，我国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大熊猫的栖息地环境逐渐得到改善。 栖息地植被的变化只是影响大熊猫生存的重要生态因子之一，此外，还有人为干扰、种群数量与分布、食物来源等多种因素。 张泽钧是1999—2002年的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和2011—2013年进行的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的工作成员之一，大熊猫调查需要深入熊猫栖息地，对所有影响其生存的因素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分析。 “调查期间，人为干扰方面主要包括耕作、放牧、采矿、道路建设、采药、旅游业发展等多个关键指标；种群数量与分布主要靠观察大熊猫活体、尸体、粪便情况进行推算估计；食物来源主要是观察竹子的生长和分布状况。”张泽钧介绍。 自然保护区功不可没 基于这两次调查，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韦伟等人利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和优势度模拟等方法，对其中覆盖了我国75%以上的大熊猫栖息地的近5万份样方数据进行了分析，对保护区内外大熊猫栖息地情况进行了综合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大熊猫的保护发挥着巨大作用。 “两次调查相比，保护区内部的人为干扰因素明显减少，幅度大于保护区外部。拿放牧野外遇见率来说，保护区内的比例从17%下降至12%，保护区外部地区的这一数据却在升高。”韦伟说。同时，保护区内部的古老森林面积、大树数量、竹子数量都有明显增加，而保护区外的这些数据却在减少。 虽然这些发现令人欣慰，但部分保护区仍然存在问题。“在第四次调查中，少数保护区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放牧遇见率在多数山系上升幅度大，大熊猫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张泽钧告诉《中国科学报》。 管理问题怎么解？ 杨彪研究的重点恰恰是目前保护区欠缺的工作。 他发现，目前的自然保护区与大熊猫的栖息地存在差距。在四川邛崃山脉、大相岭、岷山三地，分别有51.3％、48.0%、28.8%的熊猫栖息地不在现有的保护区范围内，在陕西秦岭这一数字是38.9%。 “那些划入自然保护区内的地区，管理上自然很严格。但保护区外也有物种分布，这就会形成空缺。仅靠《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不够的，特定区域需要更细致、具体的管理措施。”杨彪说。 因权责交叉导致的管理混乱也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保护区的等级认定需经过县市、省、国家等的审批，而自然保护区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标准执行，不利于开展工作。有些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还存在重叠，两个或更多的部门同时管，难以系统化。 研究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是一个良好的举措，有利于从大尺度上建立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解决这些管理问题。杨彪表示，“目前，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正在逐步推进，我们的研究可以为其提供参考。” （编辑：逍遥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