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中国的植树模式被复制并不遥远。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试图复制推广植树造林模式。借助“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巴基斯坦已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其“百亿棵树”造林计划。中国绿化基金会拟在2030年建成三条“一带一路”胡杨林生态修复带，其造林覆盖全球约64.8万公顷，其中大部分位于参与一带一路的17个国家。 应联合国邀请，中国正担任今年9月纽约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NBS领域牵头方，将组织各方对于NBS提出倡议。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气候与能源和绿色金融项目总监王伟康介绍，目前，中国正致力于推动NBS纳入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国家适应计划和总体发展战略，同时呼吁在国际谈判中考虑对NBS加大资金投入。中国是否会将其植树造林模式作为NBS实施倡议提出值得关注。 四十年造林得与失 虽然在NBS的各项具体方案中，植树造林被普遍认为是现阶段最有操作性的，但二者在理念上依然有一些差异。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驻华代表朱春全介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较于人工造林和工程治理措施，NBS强调优先选择自然更新和生态恢复的方法，充分利用自然的潜力。 四十年来，“植树造林”作为一句口号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公众中认可度颇高，但其工程式的推进方式也带来不少问题和争议。专家认为，如果在NBS中盲目推广中国的造林模式，可能适得其反。 在一些水资源匮乏的地区，造林被指浪费了水资源。在一些不适于种树的地区，“年年种树不见树”，大量的财力物力被浪费。单一树种的防护林生物多样性低，虫灾严重，甚至对其他野生物种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部份地区大量砍伐原始森林后，以人工经济林替代。虽然在统计中森林覆盖率有所提升，但在生态和环境效益上难以替代原始森林，荒漠化率并没有降低。有“绿色长城”之称的“三北防护林”也曾被质疑覆盖率数据造假、成活率低等。 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森林项目主任黄文彬认为，“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苛责此前造林的努力”。他认为，在“三北防护林”设计并开始建设的70年代，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认识极其有限，物质和技术力量薄弱、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不多。面对严峻的风沙侵扰的问题，用单一速生树种建立高大密集的防风固沙林，是那个时代的技术选择。 “造林本身是生态修复的一种方式，其关键在于造什么样的林，在什么地方造，造林密度如何等”，一位曾参与和林格尔项目的专家表示。据他介绍，在和林格尔植树之前，他们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识别出重要的生态区域及其修复目标，识别出哪里适合种植乔木、哪里适合种植灌木、哪里只适合草地恢复。 现实制约 实现大面积单一同龄纯林向乔、灌、草合理配置的森林生态系统的转变，理论上容易理解但受到多种现实因素的掣肘。黄文彬表示，多样化的植被结构有利于提高森林的稳定性，但将同龄纯林转化为功能结构优化的复杂人工林，需通过循序渐进的择伐、更替、补植和天然植被更新等措施实施。同时，林业部门也要针对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公众不理解的砍树行为等问题加强科学普及和政策宣传。黄指出，中国目前对于森林状况的考核依然强调植被覆盖率和造林面积，树种多样性、群落结构等指标往往被忽略。 是否值得在国际推广？ 专家认为，在国际推广植树造林经验时，中国除了避免先前探索中犯下的错误，还应推广“恢复、保护、可持续管理”三者的协同作用。 在涉及到具体树种的选择，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资源保护项目主任任文伟说，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宜气候带的本地树种，还要考虑树种本身的生物量和植被构建的整个群落的生物量。 植树造林也并非一劳永逸，森林系统需要长周期的投入和管理。上述林业行业专家说，“种下去的小树苗并不会马上就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到小树的高速生长期，20-30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针对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绿化尝试，已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在位于巴基斯坦的中国为主要出资方的“白沙瓦快速公交系统”的建设中，为了给工程让路，大量原生树种包括众多古木被砍伐，之后当地又高调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植树绿化，巴基斯坦民众对此表示不理解。 而在谈到中国计划在“一带一路”国家种植胡杨作为实践“绿色一带一路”的方式时，俄罗斯环保人士尤金·西蒙诺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沙漠和草原等干旱的生态系统本身并不支持木本植物，相较于种树，水的可持续利用才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关键。 65岁的白彦兔村村民李拉庆对身边这片林子会固定多少碳并不感兴趣，也对围绕植树造林和气候变化的讨论没有多少了解，但他对这片林子的感受直观具体的多，“现在环境好多了，除了早些年见不到的好多鸟，偶尔还能见到狐狸和獾”。 村民们对于这片人造林格外珍惜，今年清明，有村民上山烧火祭祀，一个自发组织的村民小分队轮流上山监督，防止林子着火，“环境好了肯定这片林子有功劳，好好的树希望它们能好好长”，李拉庆说。 （编辑：Fran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