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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蕾从本科到博士，学习的专业从环境工程到地下水再到自然地理和环境遥感，跨度比较大，她说“看似比较大的差别，其实把学过的东西串成线，归纳总结，发现都与面源污染相关，所以也就有了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人还是要先了解自己，做你擅长的东西，认真去做，怎么样都能做好。 父母的人生轨迹是孩子最宝贵的教材 生活中，王雪蕾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为保证在有限时间内高效率地完成工作，她午休时间不休息。白天家里有老人帮忙带孩子，下班回家后，她总是先把孩子安顿好，“老人白天照顾孩子很辛苦了，晚上还要帮忙就说不过去。”孩子休息了，她还要再忙自己的科研。 对王雪蕾来说，当妈妈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她通过自己坚持一件事情来告诉孩子什么是坚持，她说“跟孩子讲100遍道理，不如自己默默地用行动告诉她们。” 最后她说：“借用一位经常激励我的朋友的话总结下吧，对于孩子，我们能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产和金钱，而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 万华伟：物种家园女卫士 初见卫星中心生态环境遥感部生物多样性组的万华伟研究员时，她笑意盈盈，乐呵呵的，给人一种亲切感。身为80后，万华伟33岁时便被评为正高级工程师。她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博士学位后，就来到卫星中心，目前其业务和工作方向为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评估与预警研究和业务化运行。
卫星中心生态遥感部生物多样性组万华伟研究员在野外考察。 “中心领导一直强调我们的工作一定要与生态环境部的管理需求结合，为管理工作服务。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观测就是环境管理中重要的一环。生物多样性通常包括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3个层次。”万华伟介绍，目前遥感技术对生态系统层次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更为成熟，物种层次也有涉及。 她举例，像雪豹、大熊猫这些旗舰物种总要依存一定的生活环境，卫星中心可以根据地面数据、气象数据、卫星数据等，模拟出它们更适宜在哪些地方生存，“这些区域目前是否破碎？受到人类活动干扰是否更强了？或者说栖息地是不是丧失了或转移了？” 万华伟告诉《环境与生活》，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主要基于地面调查方法，重点关注物种水平或样地的监测结果，但野外测量耗时长、成本高，大多是离散的采样数据，而且很多地方难以到达，并无法及时反映出区域生态系统的变化。而遥感技术作为一种可重复对地表进行观测的手段，能提供长期一致的观测数据，可记录过去，人们通过查历史影像，再对比现在的影像，就能看出生态系统的变化。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占陆地国土面积的28.78%，卫星中心围绕管理需求，初步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业务化监测技术方法体系，为优先区域的边界核定、规划编制和后续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为了及时掌握优先区域内生境的动态变化，万华伟与同事以自然生境质量、开发建设活动为主要遥感指标，对优先区域内2011年以来逐年的植被长势、水域面积、开发建设活动强度等要素变化进行监测。“从遥感监测结果看，优先区域内植被变好的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保护得更好了才能有这个效果。” 睡觉都在琢磨适合管理的指标体系 她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些生物多样性的观测网络，但其遥感方面的指标体系还不成熟，有的指标与管理所需是脱节的。她强调，要成功应用就需要结合不同学科的东西，得挑管理上能用的指标。“没有现成的方法，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万华伟也让自己始终处于昂扬的学习状态，她说：“做这份工作，经常会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打交道，能学到新的东西。” 前不久，万华伟还在尝试新的遥感技术，探索地面生物多样性测量的遥感指标。她所在的部门联合中科院植物所在云南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卫星遥感和搭载相机、激光雷达的无人机近地面遥感为手段，在热带雨林地区首次开展了“三维生境立体遥感观测探索”，快速获取了样地的高精度地形信息、植被结构等信息。 “生态遥感的有些指标，尤其是符合管理需求的高精度指标很难完全自动化获取，需要人工参与和地面验证，这就意味着耗时更长，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万华伟向《环境与生活》阐述了生态遥感的一些难点。对专业研究的痴迷，使得她睡觉前都在琢磨适合我国管理需求的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指标体系。凭借出色的工作技能，她被评为生态环境部直属机关“巾帼建功标兵”及“三八红旗手”，4次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接受记者采访时，万华伟刚生完二胎、休完产假。那她是如何平衡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呢？万华伟感恩家里有长辈帮忙带孩子。“家庭氛围很和谐。要想业务和科研做得好，生活又很精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生活的要求也不会过高。” 卫星中心56位女职工尽职尽责，对业务精益求精。她们写报告、采样、做实验、现场核查……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这群环保萌妹子坚定自信、果敢聪慧，默默坚守着自己对环保的初心，在环保战线上绽放芬芳，撑起了卫星中心的半边天。 (编辑:Lil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