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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IPBES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到“75%陆地和40%海洋被严重改变、47%生态系统指标下降”等评估结果显示生态依然在持续恶化，虽然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保护，但是保护的成效与我们的期望还是很有距离。但其中有一条好消息，即由原住民管理的土地仍占到将近30%。实际上，自然保护区的很多生态好的区域是因为有原住民而得以保护下来，而保护区外有原住民居住的生态好的区域占到37%，由此看起来原住民在他们的土地上怎么生活、怎么发展对地球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的好坏跟人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历史数据统计显示，北美洲、马达加斯加和澳大利亚等地在人类出现后生物多样性总量均呈滑坡式下降，这给大家一个印象：人来了，自然就很难继续存在下去了。 中国建立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近15%，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但是大部分的生物是生存在东部和南部人类聚集的空间里面、夹缝里面，这些类群被保护区覆盖非常少。但因为要建一个保护区是需要有足够面积的，而且还有分区要求，比如说核心区要求不能够有人。这样的条件在大部分东部和南部地区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在这些地方很难建成一个正规的自然保护区。 那么在这些地方、在人生活的夹缝里面，大量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来得到保护呢？保护多少面积才够？这是大家长期问的问题。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因为要维持地球的稳定状态、生态系统正常的功能，那么应该保护多少的生物多样性呢？一些科学家对此进行了计算，大概需要保护地球上80％的生物多样性，那么这对应多大的面积呢？对此， 2015年发明了“生物多样性”这个词的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写了一本书叫《半个地球》，他说保护区的面积需要有半个地球，人类才能有一个安全的生存之地。显然，目前的保护区是不够的，人类必须要跟其他生物共存才有可能让这个地球正常、健康、安全地存在下去，人类才能正常生存。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吕植老师以三个例子来说明人与自然共存的可能。 “熊猫蜂蜜”的案例 熊猫在诞生之初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适宜熊猫生存的栖息地愈发狭小，生存所需迫使熊猫窝居在西南一隅（四川甘南一带）。加之上世纪人们保护意识淡薄，即便是偏僻的深山老林之中，这些可爱的生物也往往成为猎人的捕杀对象。 起初，人们砍伐森林对大熊猫栖息地造成威胁，1998年由于森林的停伐，老百姓为了生存选择去放牧，但是由于修了水坝，把他们平时放牧的草地给淹没了，因此只能去保护区里面放牧，造成更严重的生态影响。 为了号召关坝村村民保护大熊猫，同时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吕老师和她的团队在当地组织村民养殖中华蜂，并通过山水保护中心的平台引进了相关商业合作伙伴对蜂蜜产品进行包装、认证和销售，创立了“熊猫蜂蜜”的品牌。 此举还吸引了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自发返乡成立了自己的NGO，并且把关坝村的集体林变成保护小区，当地林业局看到这样的情况，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就把国有林也让他们保护起来，护林资金也成了一个直接的收入来源，现在村民们还探索让关坝村成为自然体验目的地。 吕老师分享说，其实“熊猫蜂蜜”的逻辑是非常清晰和简单的，因为熊猫栖息地里面有良好的蜜源植物，提供了蜜这个产品，接着把产品经过包装、营销，然后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最后收益回馈给社区，并且让社区居民把这个逻辑链走通，意识到是森林提供了这样一个收入，保护森林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事情。从缺乏保护意识到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关坝村的例子为我们展示了普通民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 三江源的雪豹保护实践案例 在藏区，人们由于宗教信仰把自然看做是对生命的保护，对于人豹冲突充满理解并持忍让的态度。为了补贴因雪豹捕食牦牛等家畜而遭受损失的地方牧民，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当地政府和村民共同出资设立了人兽冲突基金。 该基金中包括老百姓自己的投入，相当于一个保险。如何进行补偿由老百姓自己来制定规则，比如说补偿和管理是有关系的，你不管理你的牛羊导致它们被野生动物吃掉，是不给予补偿的；如果你管理得非常好，这一年都没有损失，这是有奖励的。 补偿基金这个做法的关键点，实际上是把审核和补偿的整个流程让老百姓自己承担起来，来确认这个是不是真的应该补偿，要补偿多少。实际上老百姓完全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在他们的登记表中，我们能够获得了大量的野生动物活动记录。 从社区监测、人兽冲突补偿，到日常反盗猎巡护，这些以当地牧民为主体的工作，逐渐开始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物种分布和活动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昂赛的牧民合作社逐步开展自然体验项目，通过选拔牧民示范户向体验者提供好的自然体验服务来获取收入，获得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第一个特许经营权。 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 当我们谈到生物多样性时，大家往往着眼于那些偏僻的“无人区”，但是就在我们身边，城市生物多样性也是我们巨大的宝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北京大学的校园有5万人，而占地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这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但在这个地方十多年来我们记录到了217种鸟类活动的痕迹。北大校园大概有40％的地方被植物覆盖，在这些地方可能有绿地、池塘、湖泊之类的可供动物生存的环境，这样的空间给包括鸳鸯、绿头鸭在内的200多种鸟提供了生存、繁衍的地方。 吕老师还提到了北京政府部门针对北京市绿化“绿而不活”的现象正在采取改进措施。通过对比柏林街头的野猪、新加坡湖泊里的河狸、纽约城市中的貉以及孟买城市边缘的金钱豹等实例，提出应该提高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关注。 最后，吕老师总结通过关坝和藏区的例子，可以看到并非只有当满足温饱的低层次需求之后，才可以去考虑高层次的自然保护需求，人的低层次需求和高层次需求亦可以同时出现。 《半个地球》的作者爱德华.威尔逊还发明了一个词为“Biophilia”，指热爱生命或自然的本性，这个词解释了由于人类来源于自然界且依赖自然生存，人类具有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本性，不只有“自私”或“利己”。当我们在谈论生物多样性时，我们在关心的还是人的问题。如IPBES新发布的报告中提出“1980年以来全球人均物质消费增长15%”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如饮料瓶和塑料吸管等，从而减少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绝非幻想，但通过何种途径，培养何种观念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并有所成效，是吕植老师本次讲座所带给我们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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