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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肆虐全球。野生动物交易和滥食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重大隐患，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原定今年5月底一审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已加快立法进程，上月底提前进行审议。全域常年禁猎，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内容，赫然在列。 其实，国内野生动物保护一直行进在路上，不少人已为此付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时间回溯到2003年，为了表彰中国科学家汪松在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享誉世界的“爱丁堡科学奖”首次授予亚洲学者。 当年缠上绑腿、背着枪支在大兴安岭雪地里寻找动物并制成标本的汪松，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作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和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他曾参与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拟定，近些年又多次参加《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研讨会，提出将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入整体框架，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让我们生存的星球因为多姿多彩而生机勃勃。 勇闯林海雪原 汪松幼年就读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母亲的不少亲属都是知识分子，包括南社的柳亚子等老一辈文人，以及域外留学归来的科学家。受此熏陶，汪松很小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锁定为科学家。
1956年，中德科学家在黑龙江联合研讨。 1950年，汪松考入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由生物学界前辈贝时璋、董聿茂、谈家祯、张孟闻等著名生物学家创建的浙大生物系，当年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也小有名气。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理学院全部转入上海复旦大学，汪松后两年的学业便是在那里完成的。他被分配到脊椎动物专业，师承中国生物科学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张孟闻教授。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汪松进入中国科学院刚刚建立的动物研究室（后改为动物研究所）。或许是受了老师张孟闻的影响，汪松选择在寿振黄老先生指导下做哺乳动物学研究。寿老是我国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27年就发表了中国鱼类的第一篇论文（与人合作）和中国鸟类的第一篇论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适逢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经济，相关科学研究也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做科研，要求紧密结合为经济服务。调查动物资源，着重开发利用。”汪松回忆，当年东北地区茫茫林海、白雪皑皑，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而出口动物毛皮是可以直接换外汇的，所以寿振黄先生就决定领着汪松他们一批青年学子在东北开展哺乳动物的调查。汪松直言，他们那代人很不幸地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原始森林逐渐消亡的过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时鸟兽都快没有地方待了。” “头几年有一多半时间都在野外，吃的是野菜，行路就是爬山，跟单位或家庭都很少联系。那些地方都是原始森林，只有到了森工局、伐木场才能遇到人，就是到了能通电话的地方，为了节约，也不兴打电话。”考察中，汪松和同事们需要把所有衣服、铺盖卷成行囊背在身上，而且还要分担考察工具，诸如猎枪、弹药、大小捕兽夹子、相机、望远镜、猎刀，外加各类干粮。“运气好的话，偶尔可以请当地老乡帮助搭个帐篷。” 提起猎枪，汪松兴致颇高。原来，当年他们赴野外科考的枪支弹药都归他负责，对于枪型可谓门儿清。有左右双管、上下直立的双管，以及带瞄准镜的三筒猎枪。“最初用的是苏联猎枪，重量大，质量差。1955年我还在上海淮海路旧货店买过猎枪，虽然是二手货，但是名牌。”据他回忆，中科院动物所当时没有专门保管枪支的房间，枪支的柜子就在他的办公室，后来才交保卫处，及至公安局管理。
在国际舞台为国发声。 “当年野外科考苦啊！”他至今都记得这样一幕：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夜里，一行人向长白山天池进发，途中在雪地里铺上油布，再用树枝系上油布一角，地上烧着柴火就入睡了，醒来才发觉雪已覆满全身。为了方便在积雪上面行走，他们需要将树藤弯成圆圈，然后在里面扎上麻绳再绑到腿上，这样才不会深陷雪地而不能自拔。 那几年，在东北茫茫林海的不少角落里，到底留下他们多少足迹，已无从统计。不过，汪松却养成了亲近自然的习惯。“走近大自然，会让人如同找到生命的源头。”如今，但凡有时间，他都不会放过野外考察的机会，他要利用所掌握的知识，为后人再留下些有用的东西。 跟随严师填补学科空白 新中国成立初期，哺乳动物学研究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学科。 1954年初，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有关方面汇报时指出：“旧中国的科学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某些科学部门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或者力量很弱或者全无基础，例如动物学方面没有研究哺乳动物的专家。” 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兽类研究组组长寿振黄的带领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事兽类学研究工作的人员，直接或间接多出自他的门下。当年曾随他在东北参加兽类调查的研究技术人员，现在多数已成为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汪松便是他们中的一员。“寿老在中科院是出了名的严师，特别重视通过野外调查和采集工作来培养人才。”汪松说，他们从东北大小兴安岭开始，逐渐扩大到华南、西南、西北，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的偏远地区。期间，汪松组织和参与了多个地区的哺乳动物资源考察和志书的编写，包括1968年国内第一个熊猫保护区四川王朗的科考。 不过，汪松对当年在寿老指导下制作标本记忆尤为深刻。“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事出差大兴安岭考察，被安排在博克图过冬，为的是在那里等着老猎人打猎回来，向他们收购我们需要的动物，回去好制作标本。”剥制兽类标本，不仅要称体重和测量各项外形量度，还包括剥下外皮、除净残肉和油脂、涂防腐剂、填充、缝切口、固定等步骤，有时还要剖检胃内食物碎屑和繁殖器官的情况。即便一分钟不休息，每小时也只能剥制一两个小型兽类标本，很多时候他们都累得直不起腰。“寿老自己年轻时在美国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能文能武，他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汪松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另一项技能，就是收集和订购图书期刊。“那时候了解前沿学问的渠道很有限，现刊和过期的过刊，我们都想方设法补齐。”如今看似平淡无奇的做法，却直接催生了一门新学科。 经过5年的东北兽类资源考察，我国首部哺乳动物专著《东北兽类调查报告》问世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汪松又主持编写了《中国哺乳动物系统检索》，虽因故未及出版，但被东北林业大学作为教材讲义，并被流行病研究部门作为病原体宿主鉴定的工具书，一直沿用至今。作为骨干成员，汪松还参与编撰了《中国经济动物志—兽类卷》《中国哺乳动物图谱》，不但工作量最大，而且内容繁琐。“经过了很多苦难，总算给中国的哺乳动物学研究开了一个头，为日后更多人做了少许铺垫。”汪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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