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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熊猫开始的国际合作 虽然时隔半个世纪，汪松还记得当时东北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时兴大砍森林大捕鼬，砍伐之后再放火烧山，然后种植苗圃、植红松。1956年，一个中德农业生物考察团到东北和华北地区考察，其中一位哺乳动物领域的权威专家特意跑去小兴安岭看了一圈。三个月考察结束后，当众人都以为这位专家会做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种群生态方面的讲演时，他却大谈起如何保护野生动物。 起初不以为意的汪松后来才想明白，这是旁观者清。“当年，伴随茫茫林海通了火车，运送出大量木材，不少原始森林成了‘光头山’。这些生物学家目睹了我国当时因为发展生产的需要，大面积砍伐原始森林，因此强烈建议中国应该选择性砍伐，留下母树自然更新。显然，他的报告是针对当时看到的现实而作。”正是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让汪松萌生了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念头。 1979年的春天，中国大地处处焕发着新的气息。这一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汪松作为中科院代表，参与了环保部门负责接待的双边会谈。那些年正赶上竹子开花，大熊猫遭灾挨饿。于是，会议间隙谈到合作的保护项目时，汪松提议：“你们的会徽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全世界人民喜爱大熊猫，可是现在因为竹子开花而遭灾，我们何不从它开始呢？”在汪松的建议下，大熊猫保护成为了双方第一个合作项目。 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就这样从零起步，一路前行。也是在1979年，由WWF代表促成，汪松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首次走出国门，参加《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二届大会。回来之后，汪松做了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这个公约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在筹备参加该公约的过程中，不少文本都需要翻译成中文。于国内而言，不少概念性词语都是首次接触。比如“濒危”起初就存在多达十数种译法，最后还是采用了汪松的建议确定下来。
青年时代在野外科考。 两年后中国正式成为该组织缔约国，国务院指定林业部和中科院分别承担我国履行该公约的管理机构和科学机构，从此，汪松正式转向野生动物的保护研究，担任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一职，主持工作近二十年。其间参与《国家自然保护纲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发起和参与主持《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受国家林业部委托主持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制定，协调麋鹿重引回项目、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评估和申报工作等。 如果说，一开始进入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汪松彻彻底底地扎进了野生动物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此次“地球峰会”上，签署了有历史意义的《里约宣言》和两个公约，其中就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是最早批准该公约的6个国家之一。 汪松并不反对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但前提是做到可持续。他举例说，在德国，每年可以狩猎100万只狍子、60万头野猪。野生动物受到严格管理，包括何时狩猎、捕获数量都有清清楚楚的规定，这样便能保证狩猎数量不会破坏种群平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让野生动物在大自然中得到健康的休养生息。” 不过，由于违法猎捕、杀害、买卖野生动物事件不断发生，滥食滥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在国内很多地方依旧存在。2015年初，年逾八旬的汪松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主办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研讨会。他提出，保护野生动物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做全局考虑。“要吸纳政府管理部门、动物学家、法律专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共同研讨，提出修改意见，才能保证法律有效运转。” 留住多样生物的基因图谱 回想起工作之初，汪松在寿振黄先生的领导下，先后参与了东北、华北、海南、广西、云南、新疆等地区的哺乳动物资源考察和志书的编写，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那些年里，他很多次在西双版纳的植物园里听到金钱豹、长臂猿此起彼伏的叫声。可是短短几十年，他也亲眼见证了很多物种消失，里面不乏一些还没定名的物种。“野生动物的消失太快了，物种保护重在就地保护，保持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汪松看来，保护野生动物往往并不在个体本身，而更多地在个体背后的整个种群。因为野生动物在环境中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 20世纪90年代初，汪松开始在中国启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他先后主持编写了《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四卷)》《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三卷）》等书籍，对我国物种现状进行了全面评估，为制定保护对策提供基础性资料。 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是从野生动物开始，再拓展到植物、生物还有保护地等。汪松曾组织了海峡两岸第一次野生动物交流，还先后参加了5次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由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倡导推出的，当时担任该组织理事的我就把一个正在讨论和酝酿当中的文本递给了外交部。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早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此后，汪松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专家组组长，全面铺开做项目。他制定了7个重要的生物学课题，由于需要大量的科研经费，他同时还为课题争取到了世界银行贷款。 想要在国内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就要先了解国际层面现状。汪松先从IUCN的大量资料里找出两本翻译：《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他又与从事植被生态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多位学者合力创办了学术期刊《中国生物多样性》，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恢复研究开始步入正轨。 因为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明白物种分类的特征，种群情况等生物学知识，于是在他的推动下建立中国物种信息服务(CSIS)数据库。汪松还推动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的成立，在科学界内和国内有效地推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他先后走访40多个国家，组织和推动了多次国际生物多样性研讨会和论坛，有效促成了国际社会同中国各地区的交流和合作项目。他还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海南电视台等电视媒体上为公众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在讲述的过程中，翻阅着汪松珍藏的一张张泛黄的照片：那些奇特的动植物和默默保护它们的人交相辉映。地下的根蔓，树上的叶子，落叶虫蝶，飞鸟走兽……在大自然中，有多少美妙的生命。 从40年前初出国门当观察员，到后来出访40多个国家，汪松一路见证了中国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的历程，而他所推崇的保护发展理念，也正在普及到更多人的身边。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人与野生动物“天平”的失衡，究其根源在于人的自然观、生态观。保护生态，既是保护地球，更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只有人类尊重自然界中的各类生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各色生物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编辑：逍遥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