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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上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于浙江省杭州市举行2019年年会主席团会议。今年的年会与世界环境日主场活动一并举行，是国合会历史上的首次。 6月2日下午，与会嘉宾近千人在6个分论坛中，就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绿色转型展开对话，为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建言献策，描绘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全球愿景，探讨蓝色经济与全球海洋治理，共议“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城镇化，分享全球环境治理与工商业最佳实践。 “分论坛紧扣热点议题，讨论深入细致，我收获颇丰。”今年已经第三次参加国合会的国合会委员、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说：“这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是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交流互鉴的桥梁，是国际社会坦诚对话的平台。” 聚焦制度与技术创新 催生绿色转型持久动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这一观点成为与会委员、专家的共识。国合会副主席索尔海姆表示，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更不是社会发展中必须牺牲的“代价”，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统一，需要全社会认识到更好的环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教育机会、更优质的健康生活。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目标，绿色转型将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趋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强调，预计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平均每年将有1300万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由此带来的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绿色经济产值可达12万亿元。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提出，城镇化可以与绿色转型有效结合，科技创新也要与绿色转型紧密结合，而绿色消费也将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因素。不少专家指出，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问题，更是社会消费方式和观念问题，同时也是技术和金融问题，但相对于行政手段而言，技术和市场手段相对滞后。 在研判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时，国合会特邀顾问胡保林分析认为，目前环境变革的进程还是滞后于经济社会变革进程，亟待提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话语权、主导权和监管权，并使公众在环境事务上有更广泛、深入的参与。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对此表示认同，他强调，环境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在缩小，但没有完全协同匹配，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明显好于、快于绿色发展和治理体系转型的进程，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环境发展差异不断增大。因此， 编制“十四五”规划应进一步强调任务部署，把“做什么”的规划变成“怎么做”的规划，寻找对应环境质量改善、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三大目标的战略路径和政策抓手。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陆军则表示，目前中国已经启动了“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这个阶段，尤其需要强化生态环境规划的基础与引领作用。 “‘十四五’可能进入攻坚战与持久战的交汇期，也就是从遏制严峻环境污染形势的攻坚战进入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持久战，这就要求在治理方式上保持一如既往的政治定力，还要开拓打好持久战的制度创新。在编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同时应该着手研究2035年远景目标，谋划更长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布局、目的指标和重点任务，突出规划的连贯性、预见性。”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说。 中国已成为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引领者，而经历过或正在面临与中国类似环境问题和挑战的世界各国代表也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建议。国合会委员、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同样拥有大量的煤炭资源，在引导各州级、地市级政府部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承担污染防治和废物管理职责方面也遇到了各种挑战。 而澳大利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手段包括从国外进口大部分消费产品以缩小制造业规模，各级各部门共同签订建立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引导社会投资支持产品循环利用等。“当然，贸易环境对实现循环经济非常重要。国际贸易使产品生产周期变短，次级材料得以充分回收利用，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普拉特说，中澳两国在此方面是互惠互利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全球贸易争端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各国应该从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等利益共通的问题上入手，加强多边合作。 国合会委员、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举例说，德国目前有70%左右的创业公司集中在环保行业或置身于绿色经济体系，而早在2016年，德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投资约占市场投资总额的15%，绿色经济对GDP的贡献达15%，超过150万人从事绿色产业，这都是可供中国在“十四五”绿色转型时参考的依据。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2018年卡托维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实施细则，提振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然而，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紧迫和严峻的全球挑战。如何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如何落实《巴黎协定》，国合会“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分论坛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任重道远。”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表示。一方面，《巴黎协定》后续谈判和履约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当前各国自主贡献力度与实现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2℃甚至1.5℃的目标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缺口。“所以各国应该继续同舟共济，加强合作，持续加大行动和支持的力度。”他说。 在讨论过程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经验频频出现。 “环境是成功的开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引用家乡的谚语。中国的经验证明，我们可以保护蓝天碧水，但这离不开坚定的政治决心、法律政策、投资、公众认识和有力执行。 世界各国必须积极行动，儿童投资基金会（英国）首席执行官韩佩东说，中国做得非常好，例如，中国电动汽车的数量独占鳌头。“我希望中国的电动出租车能在伦敦大街上穿梭，让我们的孩子呼吸清新空气。”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介绍，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坚持新发展理念，强化节能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强能源和经济低碳转型，扭转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达成自主决定贡献的目标，尤其在可再生能源以及低碳发电方面。”国合会委员、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所长马瑟尔说。 实现自主决定贡献的目标，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解振华表示。 “我们手中握有解决问题的钥匙，那就是像闪电一样迅速行动。”姆苏亚说。围绕如何快速、务实地应对气候变化，与会人员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碳总量控制是实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必然趋势，碳排放总量控制要以碳峰值目标、碳交易体系和协同控制为实践基础。“十四五”期间，中国要构建以碳排放总量为核心的低碳发展指标体系及相应制度，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制定碳排放增量和减量的总量控制目标。 “任何温控2℃以内的方案都需要在2050年前实现深度脱碳。”国合会特邀顾问、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潘兴表示，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部门中，工业排放量最大。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掌握了脱碳的许多关键技术，但仍需对存量基础设施进行脱碳改造。 麦克阿瑟基金会气候解决方案主任汤姆森表示，保护湿地、森林和农用地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每年可以实现约110亿吨当量的碳减排，同时增进生物多样性和安全性，是“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的金点子”。 但在实践中，资金往往掣肘行动，国合会委员罗姆松说，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思维、意识和态度，改变认识，立即行动，推动《巴黎协定》得到全面、有效、持续的落实。 生物多样性要上升到顶层关切下沉到底层落地 不久前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合会“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愿景”主题论坛的举办再次将公众的视线深度聚焦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论坛由国合会特邀顾问、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和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联合主持。兰博蒂尼首先强调应通过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努力，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顶层设计的关切。而石井菜穗子更加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实践和切实可行的落地方案。 在顶层设计方面，国合会委员汉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要重塑全球公民的概念，更要塑造价值观，其实就是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王莉在主旨发言中介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政策与法律体系的中国现状，以及中国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职责与实践。 北京大学教授吕植以西藏人民的自然信仰和北京绿化工程为例，探讨了除法律法规、资本推动外，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动因和其他可行机制。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表示，中国对于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几点认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措施既要有雄心，又要切实可行；不同环境公约之间应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应具体明确，可以长期监测评估；各缔约方的措施和成效应该是可以报告的。 在实践落地方面，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大区总干事长赫德表示，保护自然对于整个经济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可以通过引导绿色投资等方式吸引更多私营机构的加入。 蚂蚁金服社会责任部负责人、支付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珊详细介绍了蚂蚁森林，提出互联网是一种连接器，不仅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应该实现人和自然的连接。 清华大学教授杨锐从立法、行政、规划、市场机制、教育5个方面提出了行动建议。 国合会特邀顾问、欧洲环保协会首席代表龙迪关注中国的生态红线，他建议从明确政府部门职责分工、划定行为规范清单、便利信息公开等方面细化生态红线立法。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大使怀特和全球环境研究所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经理彭奎分别提到了企业和社区在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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