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你真的了解吗？

作者简介

李文军，女，北京大学教授、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自然资源管理研究室负责人。长期从事草原问题研究，发表《解读草原困境》等专著。2017年，李文军所带领的研究团队承担了“自然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和路径研究”的课题。

我国干旱和半干旱草原总体退化和牧民贫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早在本世纪初一次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有学者提醒我关注上世纪60-70年代非洲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场所发生的问题以及学术界对此进行的反思。我猛然意识到我们以往对于草原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发展思路可能存在误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是否如传统的平衡理论所认为的，草畜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上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持续的干旱，非洲干旱和半干旱草原的畜牧业严重受挫，国际社会在之后30年里投入了巨额资金。所有这些项目都试图通过减少牲畜数量、发展集约化畜牧业、明晰私人产权来恢复草场生产力和畜牧业生产。但是，其结果却非常令人沮丧，不仅畜牧业经济没有得到恢复，而且草原生态持续恶化，甚至比外部干预之前更糟糕。

为什么30年来众多的干预项目都难以实现其预定目标？这使学者们反思：为什么总是被归结为“恢复技术不当”以及“当地牧民不愿意配合”？或许是对该生态系统的某些最根本的认识发生了错误。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从事草原管理的学者开始从草场管理所遵从的基础生态学理论上寻找原因。有学者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决定草原生态系统的因素并非传统的平衡理论所认为的来自于放牧的因素，而是更多地受非生物因素（如降水等）影响。 

平衡理论认为，植被对于放牧压力的响应呈线性和可逆性，因此通过控制载畜率可以控制植被的状况。长期以来，世界上（包括中国）的草场管理一直遵循的是基于生态平衡理论的克莱门茨植被演替模型。但生态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基于克莱门茨演替理论的动态平衡理论在很多生态系统中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发生。

非平衡概念因此被逐渐认识并应用到干旱地区草场。非平衡理论认为，植被与放牧压力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气候因素对于植被的影响不应该被忽视。实际上，一直以来，牲畜过载最为严重的地方主要发生在农牧交错带。而在纯牧业区，即年降水量一般少于300毫米的地方，剧烈变化的气候条件成为比牲畜数量更为重要的影响草场植被的决定因素。这就是牧民通常所说的“雨水好，再多牲畜（草）也吃不完；不下雨，即使一只牲畜不养（草场）也是光秃秃的”。

显然，只有在不同的空间尺度范围内，针对不同的退化原因制定相应的草场退化治理政策，才能达到有效治理的成果。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弄清楚我们管理的草场处于平衡与非平衡这两个极端中的哪个位置，因为实践中这两种理论模式会直接导致根本不同的草场管理策略。如果基于平衡理论，认为气候变量是稳定不变的，则草场管理就会侧重在预测、计算并实施固定的载畜率。而在非平衡理论指导下，意识到气候的高度变异性及其所导致的难以预测的草场资源分布的时空异质性，则会鼓励采取灵活、随机的载畜策略，并提倡牲畜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迁移。

一直以来，“过牧”被官方和学界普遍认为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但是过牧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是由于牧民“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还是另有原因？通过过去近20年的草原调研和研究，我认为，究其根本，不该回避管理上的欠缺。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草场承包制度彻底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草原放牧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从原来的游牧转变为定牧，从原来的小范围合作转变为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会带来以下3个结果。

第一，草场承包及建立的网围栏使得牲畜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反复采食和践踏，牧草难以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同以往的移动放牧方式相比，即便牲畜数量不变，也会造成相对过牧的表象。

第二，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受到劳动力限制，导致畜群结构从传统的需要合作经营的五畜转变为以小畜为主的单一化结构，而不同的牲畜对于牧草有不同的利用偏好，单一畜种意味着牧草资源的有效利用率降低，为了维持生计，牧民不得不更多地增加牲畜数量。

第三，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特点是气候变异性大，不利天气和灾害频繁，通过移动牲畜来“躲”灾是以往游牧方式采用的低成本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而草场承包到户后，牧民只能通过买草买料来“抗”灾以应对不利天气，高昂的成本必然促使其饲养更多的牲畜来维持刚性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由于缺乏对上述过牧原因的深究，导致长期以来的草场治理措施一直沿着“增草必须减畜”的简单逻辑，建立在“纠正牧民行为”的思路上。由于未能对症下药，造成旨在保护生态的政策收效甚微，甚至从长期来看在某些地方反而使草原生态进一步恶化。

内蒙古草原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采取的一直是传统的游牧经营方式，随着畜群在不同季节的移动，人也是逐水草而居的。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逐渐形成畜动、人不动的“定居游牧”方式。20世纪80年代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基本就形成了“定居定牧”的局面。

定居定牧在带来医疗、教育等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对草原生态的影响、畜牧业经营成本的增加、传统文化的丧失等。与定居相伴的政策所鼓励的舍饲圈养，则会使牧区畜牧业失去特色，失去竞争力。

“定居”还是“移动”，哪种策略更有利于草场资源的有效利用？不同的理论对其有不同的解读。平衡理论认为，传统的移动放牧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同时也是一种导致环境退化的资源利用方式。而非平衡理论认为，为了获取不同的时空分布的资源，移动放牧本质上是一种随机应变的行为调整和资源利用策略。当资源数量和质量在时空分布上不可预测时，能够灵活随机地迁移是对于草场资源有效使用的一种策略。

阿拉善左旗的草场禁牧8年后，在7月份，饲草仍然是灰色的。相邻草场没有禁牧，由于牲畜的适时采食，按时返青，可以看出生态系统比较健康。

许多研究表明，在干旱地区，剧烈的年际间气候变异导致的饲草资源分布的高度时空异质性，决定了大的空间尺度更有利于畜牧业土地利用，因为这可以减少放牧导致的生态退化，提高生产力，降低畜牧业经营风险。

一直以来， 通过“集约化”的建设养畜替代“传统的、落后的、靠天吃饭的”放牧畜牧业被认为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目标。在内蒙古草原，近30年来畜牧业生产方式以“集约化”为目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草场利用方面，从过去依靠天然草场，到鼓励高产饲料地；牲畜饲养方式上，从过去的放养到鼓励舍饲；牲畜品种方面，鼓励通过引进品种对本地品种进行“改良”。

需要关注的是，当地的牲畜品种是所在地生态条件千百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能在极度严寒、干旱的自然环境下得以生存。当地品种并不适合舍饲圈养，而所谓牲畜品种的改良实际上需要配以大规模的高效人工饲料地，而由于干旱半干旱环境极度缺水，饲草种植在收益上并不能平衡所付出的成本，尤其是考虑需要抽取大量的地下水来进行灌溉，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的生态特点能否满足这一要求？牲畜品种的单一化、天然草原的人工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所有这些当如何衡量？

干旱区人工种植饲草三年后，土壤严重沙化。

有观点认为，集约化畜牧业是为了减轻草场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即人口多了，对草原的压力大了，因此传统的放牧畜牧业不适应了，必须采取能够从有限资源中得到高回报率的现代畜牧业模式。事实上，对传统放牧畜牧业和集约化畜牧业的成本-收益的对比与分析表明，前者经济回报率高于后者，有时甚至高一倍之多。

另外，即便完全从单纯的经济角度出发，这样的集约化生产方式与农区的舍饲畜牧业相比，草原畜牧业的特色在哪儿？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追随农区的农场畜牧业，又怎能体现自己的优势？

定牧使牧民买草的支出占到总生产成本的70%。

我们认为，不同地区，由于不同的气候条件，应该采取不同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在干旱半干旱草原，由于不适应当地的生态条件而导致的高成本，使得农场式的集约化畜牧业并不可行，天然放牧畜牧业或许应该作为保持其畜牧业特色并能发挥其优势的首选。

中国北方草原退化通常被归结为“超载”“过牧”。那么，这个总是被超越的“承载力”，到底应该是多少？实际上，由于该地区高度气候变异导致的资源分布的高度时空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现代科学技术很难准确计算和预测承载力。

包括中国在内，目前世界范围的干旱半干旱草场，政府往往采取措施鼓励牧民将牲畜数量维持在一个固定的、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在干旱年份草料充足。但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并不划算，因为在湿润年份，因降水充足而丰沛的草场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在极端干旱的年份，即便养很少的牲畜仍然会发生过载。降水量越大，维持保守承载率的机会成本就越高。而且，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承载力控制的监督成本很高，因此导致实际只能做到“纸面上的草畜平衡”。

实践中，通常牧民并不是依靠将载畜率维持在保守水平来降低干旱带来的风险，而是通过在湿润年份增加牲畜数量来抵御干旱风险。因为对于牧民而言，牲畜的死亡率并不重要，他们更关心的是家庭拥有的牲畜在旱灾后有多少能够存活下来。

牧民在实际的畜牧业经营中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所谓“载畜率”的概念，但是在他们的传统知识中，有许多用来判断某一处的草是否能够维持他们的畜群的指标，比如当奶牛一天的产奶量或者制成黄油的量少于某一数量时，他们会意识到此处的草不行了，因此将畜群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草畜平衡”政策一直被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手段和途径，然而实践中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草畜平衡”本质上是一个宏观目标，而不是手段和途径。达到“草畜平衡”目标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应该更侧重生态系统弹性管理，而不仅仅关注作为阈值的承载力本身。弹性的生态系统管理需要的是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科学监测，不仅包括植被等生物因素，也应包括土壤等非生物因素。同时，草原部门的科学监测应该与牧民的基于本土知识的监测结合起来，建立与牧民牧区共同监测联合管理草原生态的局面。政府计算的草畜平衡仅应该作为牧民畜牧业生产的参考，其时间和空间尺度可以适当放长和放大，不一定要落实到每一年和每一个牧户。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草场承包制度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牲畜承包到户后，为了防止“牲畜吃大锅饭”而进行的产权制度变革。但是，现实情况表明，这种所谓的“产权明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自然而然使牧民自觉“爱惜”草场，政府仍然需要替牧民计算草场承载力并通过政策强制执行。

草场承包到户的产权制度变更，导致中国北方牧区千百年来延续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彻底瓦解。与小农经济不同，牧区历史上一直延续的是小规模共同使用草场、合作经营畜牧业的习俗。这是一种顺应由于气候变异剧烈导致的牧草资源时空异质性分布的产权模式。在环境时空变化率很高的地区，保持一定规模的草场面积共同使用能保证牲畜移动，有利于牧民根据气候条件及时分散牲畜，从而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增加放牧的总体收益。而牧民在草场使用上通过形成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降低上述风险的社会保障。但是草场承包到户改变了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牧户之间变得相互独立，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畜牧业经营成本增加，是牧民生计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也由此造成牧民被迫过牧。

在草原牧区发展的争论中，最常见的就是关于草场私有、共有和国有产权制度的取舍。但是必须意识到，在干旱半干旱草原牧区，因为资源时空异质性的广泛存在，不同类型的产权制度共存是对于自然环境特点的顺应。比如，在比较干旱的地带，较少制约的、更具弹性的产权模式会出现，使用者通过协商共同使用资源。而在比较湿润的地带，则会出现更具排他性的私人产权形式。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半干旱地区，比较模糊的产权形式会出现，同时会有多种产权共同存在。实际上，很多农牧交错带就存在这种多元产权共存的方式，比如耕种的农地可以很清楚地划分到户，而草场却由一个自然村共同使用，虽然每家每户都有名义上的草场证。这些产权形式是牧民针对当地草场条件自己探索的结果，决策者应尊重牧民的选择，避免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一刀切。

所以，草场承包到户并不适合所有的牧区，牧区需要灵活、多样性的产权制度安排。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