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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库隆角国家公园的爪哇虎。图片：Andries Hoogerwerf / Wikipedia 这个评级里是没有“功能性灭绝”这个词的。从科学角度来说，“功能性灭绝”通常是指一个物种的所有现存个体数量已经少到无法维持繁殖，这个标准看起来实用，但是到底最少需要多少个体才能维持种群的延续呢？这是个因物种而异的问题，需要更加详细、严谨的科学调查和分析才能下结论――上世纪80年代，我国陕西洋县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朱?（Nipponia nippon），在科学的繁育和保护下，目前也已发展到了上千只野生个体的规模。
尽管仍未脱离濒危，但数量正在上升。图片：Mitsuaki Iwago 而在“中华穿山甲功能性灭绝”报道中，尚且提到了仅绿发会在3年内确切记录的中华穿山甲就多达11只，这显然也不会是野外个体的总数：新的中华穿山甲救助事例还在不断出现，而绿发会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公布经得起学术同行评议的评估数据，“彻底调查”无从谈起。这样草率的结论，自然是无法令人信服。
前几天的中华穿山甲救助新闻。图片：weibo 多指标共同衡量 灭绝的标准相对简单，那么其它的级别又是如何互相区分的呢？我们可以看看伊比利亚猞猁（Lynx pardinus）。这种分布于欧洲西南部的猫科动物在本世纪初的十年中得到过三次调查评估，都是极危级别。但在2015年的最新评估中，伊比利亚猞猁“下调”到了濒危级别。这里面有什么依据呢？
伊比利亚猞猁身上有似豹的斑纹。图片：Programa de Conservación Ex-situ del Lince Ibérico www.lynxexsitu.es IUCN在2012年发布的3.1版评估标准中，用A - E五个不同的指标来判定物种受威胁的程度：A是种群数量的减少程度，B是分布区域的减少和衰退，C是种数量本身加上衰退速度，D是种群数量本身，E是指定的一系列定量分析方法。每个濒危级别对于每个指标都有一个数值和附属的细化标准，如果符合，就说明我们的物种根据这个指标已经属于这个级别了。本着“有杀过无放过”的谨慎原则，每个物种都需要做这五项指标的评估。这样即使某个指标不能反映这个物种有多濒危，总会有别的指标亮起红灯。 比如伊比利亚猞猁在2008年的评估结果是基于“C2a(i)”的极危，翻译成人话就是说“整个物种现存可育个体少于250只（C），预期仍会继续减少（C2），并且从种群结构来看（C2a），没有超过50只可育个体的群体（C2a(i)）”。到了2015年，评估显示这个物种已经不符合这个标准――种群数量在上升。但是，伊比利亚猞猁仍符合D指标的濒危界限――整个物种的的可育个体少于250只。于是，评估结果就是基于D指标的濒危。
图片：Roland Seitr 它们的未来，在我们手中 相信大家可以看出，得到这些细节数据需要大量全面而细致的调查工作。那么我们的中华穿山甲是什么情况的？IUCN的最新评估是2014年的“A2d+3d+4d”极危，也就是说，根据被利用现状（比如盗猎），在过去（A2d）、当前（A4d）和今后（A3d）的10年或三代内，种群数量下降80%以上，并且这个下降趋势可能没有停止。 没错，这个触目惊心的下降趋势告诉我们中华穿山甲危在旦夕，每个处于极危状态的物种都随时可能踏入灭绝的深渊。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布灭绝，无疑是在把仍有希望的野生动物往这个深渊里推：不知内情的大众人士可能因此失去了关注中华穿山甲的动机，盗猎和非法买卖行为会因为涉及一个“已灭绝物种”而难以定罪，最关键的，原本投入中华穿山甲保育的资金，有可能会因此投向别的领域――比如绿发会同期提出的“引进马来穿山甲”计划，让我们的中华穿山甲再无希望。
在原本没有马来穿山甲分布的地区引入，或许将对当地生态产生巨大影响。图片： Gerald Cubitt / IUCN 在一个极危物种的原生栖息地中引入生态位重叠的外来物种，很可能贻害无穷。而绿发会一面无端断言中华穿山甲灭绝、一面推行此事的行为，在野生动物保护的业内人士看来，很难说是出自于保护我国本土生物多样性的动机。 从中华穿山甲的上一次评估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时间，这个宝贵物种的现状的确亟待调查。在这个时间点上，联合IUCN和我国林业部门等权威机构，对中华穿山甲进行新的全面评估，才是关系物种存续的正道。在得到科学定论之前，任何轻率的结论和动机，都值得我们警惕质疑。
中华穿山甲的未来之路，漫长但仍然值得期待。图片：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Headquarters （编辑：Wend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