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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三北防护林工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年底开始启动的，到去年正好是40年。40年间，三北工程区的森林覆盖率从当年的5.05%增长到现在的13.57%，增加了8.52个百分点。对三北地区的生态建设以及民生改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的措施，主要是提升森林资源的质量。我们通过实施森林抚育经营，通过实施低产低效林改造、退化林分改造等一系列技术措施，来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所以，也保证了近20年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增加了26亿立方米，也就是增加了20%的幅度。 第三个方面，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方面做了一些设计，做了大量的工作。这40年来，中国的森林城市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家级森林城市，正式命名的有166个，正在推动森林城市创建的有300多个。城市绿地覆盖率也有大幅度的增加。这40年间大约从16%增长到现在的38%。这个幅度是非常明显的。从乡村绿化来看，我们在乡村也实施了一系列的绿化工程，目前为止，中国乡村地区的绿化覆盖率已经达到了20%。除此之外，我们在推进造林绿化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争取各级财政的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投入，吸纳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林业建设。同时，通过三大效益有机结合，乔灌草结合等战略方针，使森林资源的增长在机制和体制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活化，当然这些方面不是说做得都很到位，但是至少在过去做的工作当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生态绿化的推进。去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新组建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加强草原保护意味着什么呢？ 刘东生：大家知道一个数字，中国草原的面积是60亿亩，它占国土面积的41%，仅仅从一个简单的数字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草原在中国的生态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担负着主力军的作用。加强草原的保护、修复，以及提升生产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民生改善当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来看，草原这么大的面积，过去一些年来，农业部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当然，按照新时期发展的要求，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后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摸清草原的底数。我刚才讲60亿亩这个数字，是若干年前资源调查我们掌握的底数。经过这么多年变化，草原的底数究竟多大，我们需要真正的把它摸清楚。正好今年自然资源部开展国土三调，我们将结合国土三调，就把草原的资源底数摸清楚。。 第二，加强草原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和政策完善。我们正在推动出台草原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指导意见，同时，《草原法》、《基本草原保护条例》等与草原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现在正在执行的草原保护修复包括草原产业发展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草原奖补政策、草畜平衡政策，有些政策很快到期，我们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对下一步如何完善政策提出一些新的对策。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方面。草原面积很大，但是科技含量总体上偏低。这也是我们下一步一项重点工作。经过积极协调，争取推动草原重大科研项目的立项和研究，同时，对现有的科研成果加大推广应用的力度。另外，还要加强草原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在实践当中的使用。 主持人：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草原保护工作的情况。国家机构改革已基本到位，自然保护地相关职能也都列入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曾经我们九龙治水的情况是否得到缓解呢？ 刘东生：这对林草局来讲是当前在机构改革以后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任务。过去的自然保护地的门类很多，分散在若干个部门，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海洋保护区、自然遗迹等等，有多个部门管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这次机构改革，我们试图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空间上的交叉问题，空间布局的交叉；其次也要解决多部门监管的问题；还要解决自然保护地分类缺乏科学性的问题。这些工作我们正在推进当中。我相信，利用这次机构改革的契机，以及我们发现的这些问题，在下一步工作中一定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主持人：未来自然保护地的建设方向是什么？ 刘东生：自然保护地门类很多，目前面临的问题也很多。现在全国的自然保护地加起来有11800多个，其中自然保护区占的比例比较大，大概2800个左右。整个所有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18%，这一部分土地应该是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面对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和谋划，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 第一，对自然保护地的历史上存在或形成的一些遗留问题进行有效解决。比如自然保护地过去在划分过程当中，虽然面积较大，但是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村镇，甚至城镇、居民区，以及其他一些不应划入的区域当时划进来了，这个肯定要进行甄别，该调出的调出，该强化的强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在区划布局上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会进一步进行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其次，我们也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和法治建设上发力。今年1月份中央已经出台了关于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要把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抓紧、抓好，落到实处。自然保护地的立法现在百废待兴，过去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大多都有一些相应的法规、条例进行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一些法规现在有些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需进行修订，原来没有法律规范的自然保护地，我们要启动立法的程序。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么多种类的自然保护地需要有一个上位法来进行原则性、纲领性的指导，我们正在推动自然保护地法的立项工作。当然，如果时机成熟，根据需求，国家公园作为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实行的新的自然保护地的管理机制体制，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单独立法。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加强对现有自然保护地的监督和管理。依照现有的法律法规，目前违法违规破坏自然保护地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有些地区还比较严重。比如说最近一些年，陆陆续续被媒体披露的自然保护地违法开矿的问题，违法建别墅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下，有些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但还有一些自然保护地存在的类似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需要在执法上加大力度。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这几个方面也是更好的让我们自然保护地用起来。今年是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20周年，20年来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取得了哪些成效，又面临着哪些问题？ 刘东生：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确实是一个德政工程，中央欢迎，地方政府欢迎，农民尤其欢迎。退耕还林还草实施了20年，20年当中我们有两轮的退耕还林工程，第一轮是从1999年到2013年，当时确定的时间是16年，陆陆续续一轮工程的补助已经到期。第二轮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还正在推进过程当中。这20年来，全国的退耕还林还草，总的面积达到5亿多亩，仅仅中央财政的投入，也达到了5000多亿元。大家可以想像，5000多亿是中央下了很大决心给予重点支持的一个工程。当然，这些投入也没有白投，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我们归纳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在生态方面。20年的退耕还林还草，据我们监测，对工程区的森林覆盖率总体上增长了4个百分点。同时，2016年，中国林科院对退耕还林工程区生态效益进行了测算，他测算的结果是，工程区森林生态效益达到1.38万亿。大家可以算一下，相当于这个时期我们中央财政投入5000多亿元的接近3倍。 第二个方面的效益体现在惠民生这个方面。退耕还林工程区民生的改善，也是非常显著的。据我们监测，退耕区的农民的收入大约20%以上，有些地方是达到50%以上，来自于林业方面的收入。当然还有一个国家统计局2016年通过监测的一个数据，2016年退耕工程区的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0200多元，和2013年相比增长了14.4%（年均增长）。与此同时，同期的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与退耕区的增长幅度相比，退耕区比它高了2.8个百分点，这高出的部分主要取决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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