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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行动，构建大格局 从规划到政策到机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是中国优势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本质上是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保护行动一直探索并实践的中国方案，就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 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系主任、自然资源管理研究室负责人李文军教授认为：“实践充分证明，国家规划计划和政策，作为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国家行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难以估量。” 国家行动，最主要的标志是强化顶层设计。从规划到政策到机构，自上而下构建保护大格局，践行“两山”理念，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侧重物种和自然保护地的狭义范筹，扩展至更加注重生态系统的广义保护；从基于部门的、专业的保护工作，上升为全局的、全面的国家行动；从游离于有关部门中心工作的尴尬角色，转化为全方位融入各项工作的行动自觉。 规划引领：各类规划计划，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其中 生物多样性保护被纳入各类规划和计划，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保护网。明确了保护目标，划定了保护范围，指出了保护方向。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维护生物多样性作为一节，对于重大工程、自然保护区、调查评估、生物资源保护库圃等进行明确部署。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宏伟蓝图，是国家战略，是行动指南，是政府工作重点。 国务院诸多规划计划，从陆地到海洋的系统筹谋，为生物多样性保驾护航。《“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年）》《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等，为生态系统布局，为生物多样性奠基。水、土壤、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制定实施，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将污染这个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巨大威胁控制到最低。 相关部门的专项规划和计划，从区域到领域，系统保护是主旋律。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生态环境、农业、水利、林业、质检等部门，发布的规划计划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国土资源、林地保护、草原保护、湿地保护、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岩溶地区石漠化、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部渗透其中。 直接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体对象的专项规划计划，从物种遗传资源，保护措施非常具体。《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中国林业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行动计划》《长江珍稀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建设规划（2016-2030年）》《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等等，一个个专项领域，一个个濒危物种，全面行动。 而早在2010年，国家就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全国18个省份发布省级战略与行动计划。确定战略任务，明确优先行动，核定优先区域范围，我国的保护行动，自上而下，指向非常明确，路线图非常清楚。 政策导向：多项改革举措，破解高水平保护的制度瓶颈 政策，是瞄准方向的实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绿色发展的深刻变革中，40多项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改革方案直指问题难题，一系列绿色政策、制度、方案、举措纷纷出台，有些直接指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问题，更多的则旨在破解制约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瓶颈，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严格管控全国所有的重要生态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各地划出一条线，全国生成一张图。约四分之一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在红线空间内，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多更严格守护的空间。 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有评论认为，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式探索。在三江源等11个试点的探索中，可以预见，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将对保护国家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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