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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制约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瓶颈，频频出台改革举措。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体系，不以GDP论英雄；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让自然生态空间变资源为资产；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保护与发展的利益要平衡、要共享；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环境有价、损害担责。这些制度纷纷付诸实践，从更大范围、更深层面服务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持续巩固已有保护成效，推进施行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让800多个县市受益；森林采伐限额等制度，让10.58亿亩国有天然林全部停伐，1.24亿公顷国家级公益林纳入中央财政补偿范围；全国40%的草原实施了禁牧休牧制度，64%的草原被划定为基本草原；长江、黄河、珠江和淮河四大内陆水域全面实施禁渔制度，超过70%的海域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退耕还湿20万亩，建立健全湿地补贴政策，超过一半湿地得到有效保护。 机构改革：职能优化调整，重构高质量保护的监管机制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高级别专门机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主席，25个部委和单位参加，其秘书处设在生态环境部；有履约国家协调机制――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等；有20来个有关部门有相关职能，尤为重要的是，有机构改革后形成的自然生态监管大格局。 新组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这是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大选择，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战略重塑，也是自然保护管理机构的深刻变革。变革，是为了更有效的监管；调整，是为了更高质量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其重要载体自然保护地，正在这场变革中，收获大手笔的升华。 从分散到统一，从单一到复合，从平面到立体，职能统筹大整合，用整体思维来保护自然生态大系统，成为现实。 从资源到资产，从管理到监督，从决策到执行，不同主体有不同定位，协同高效顺畅的管理大格局，就此构建。 从部门分工来看，自然资源部门是管理者，被赋予“两统一”职责，即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生态环境部门是监督者，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实现了地上和地下、岸上和水里、陆地和海洋、城市和农村、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五个打通”。 曾经参与自然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和路径研究课题的李文军认为，机构改革大体解决了三个问题：从产权角度来看，将全民自然资源产权所有者的代行机构从原来的国务院，改为主管部门，缩短了委托代理链，将会提高管理效率；从生态系统完整性方面来看，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整体来系统保护；从机构设置方面，做到了决策者和执行者分离、执行者和监督者分离。 3.依法推进，启动大手笔 确立依法保护的基本逻辑，强化政治责任，是最有效的中国路径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月13日主持召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会议时指出，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严密法治观。党的十九大开启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走向法治化、制度化。而法治化、制度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强化责任。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政治定位明确，责任主线清楚，责权关系统一，问责机制强大，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推动大手笔保护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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