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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考验分好类的垃圾“出路”在哪儿 有时候，参与者的意愿与垃圾的出路直接挂钩。 “不会分可以学，学会了记住了形成习惯了，自然就分得好。”常居广州的雯雯说，她更想了解的，是“分好的垃圾去哪里了”。 “我分类后的垃圾有进行精细处理吗？有实现再利用吗？有产生环境效应吗？这是我垃圾分类的动力和意义。”雯雯觉得，每一个参与垃圾分类的人，都有权知道答案。 “以上海为例，如何把社会动员产生的短期效应转化为居民自愿分类的长期效应，关键就在于后续的垃圾处理是否到位。”毛达说。 根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8月底，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45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5倍；湿垃圾分出量达到92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1.3倍；干垃圾处置量低于15500吨/日，比2018年底减少了26%。 但截至6月中旬，上海配置及涂装的湿垃圾车是982辆、干垃圾车3135辆，干垃圾焚烧能力为1.93万吨/日，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为5050吨/日。 湿垃圾量的显著增加，对上海在垃圾装运和终端处置方面的规划和建设，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不仅仅是上海，终端处理设施的建设，是对这一轮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的集体考验。”罗建明说。 “矛盾在于，分类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去处，意味着需要相关的处理企业、技术以及场地，乃至一个完善的产业园，最后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土地。但过去的城市或区域规划，多把重点放在对工业、商业和住宅区的规划上，却极少考虑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级别，需要建多少处理设施、提供多少场地来满足区域人口产生的规模垃圾处置。”普通城市尚且如此，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更难。 在2016年针对垃圾分类的一份建议中，罗建明供职的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提到，应该因地制宜地鼓励设置循环产业基地及餐厨垃圾处理基地。 徐海云认为，厨余垃圾收集处理建设规模应该以需求决定能力。“根据有多少土地可以接纳有机堆肥，决定厨余垃圾收集处理规模，避免像韩国、日本厨余垃圾收集后没有利用途径，最后不得不再进入处理厂的教训。” 可以确认的是，与前端分类相匹配的处理设施建设正在加快。 今年7月，住建部明确，2019年，46个重点城市计划投入213亿元，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住建部也在今年下发通知明确提出，根据分类后的干垃圾产生量及其趋势，“宜烧则烧”“宜埋则埋”，加快以焚烧为主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针对湿垃圾，加快湿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统筹解决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等易腐垃圾处理问题，严禁餐厨垃圾直接饲喂生猪。同时，加快生活垃圾清运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鼓励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园区建设。 05 立法处罚要对准扔垃圾的“痛点” 眼下，摆在城市管理者们面前的另一道难题，是立法。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行，无论是正在修法的城市，还是即将立法的城市，面临的焦点之一，是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 在46个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中，大部分已立法的城市都在相关条例中明确了对个人违规投放的处罚。上海、重庆、杭州等21个城市明确，未分类投放或随意倾倒堆放垃圾，最高可处200元罚款。 对此，徐海云认为，未分类投放和随意倾倒堆放应该区分开来。“垃圾分类是相对的，其他垃圾桶中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都可能有，以分类准确与否进行处罚，难以执法。” 在他看来，处罚应聚焦偷倒垃圾、乱扔垃圾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对其他垃圾进行计量收费，为了减少支出，偷倒垃圾难以避免，特别在收入不是很高的时期，问题尤为突出。” “在中国，垃圾分类的一大拦路虎，就是扔垃圾没有痛点。”对于是否应该将未分类投放纳入处罚，罗建明的意见是肯定的，“不分类不会受到处罚，分类反而增加麻烦，谁愿意去做呢？” “在一些垃圾分类水平高的国家，比如在日本，生活垃圾不分类处理，会面临不接收清理；在韩国，垃圾投放点设有摄像头，监控居民是否分类投放。”罗建明说，针对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难度大，这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但无论是靠基层监督还是执法抽查，必须把处罚看作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执行下去。 垃圾分类要真正进行到底，强制措施必不可少，“没有痛点，现状无法改变”。 另一个焦点，是垃圾收费制度。2017年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要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2018年，国家发改委明确，在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全面建立垃圾收费制度，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 但此次大刀阔斧进行垃圾管理改革的上海，却并未针对居民生活垃圾实施收费制度，只在条例中原则性地规定了“逐步建立按量计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对此解释，“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罗建明建议，按量收费、分类收费的制度有必要建立起来，“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不同类别收费价格不同，才能调动社会习惯的转变。” 06 前瞻垃圾减量背后的循环经济 作为“零废弃联盟”的发起人，毛达还谈到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源头减量。“这超出了垃圾分类的范畴，但我认为垃圾管理要把源头减量放在第一位”。 这与一些年轻人对垃圾的态度不谋而合。“考虑到垃圾分类的时间成本，我更愿意试试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垃圾的产生，比如挑战一个月只生产一罐子垃圾。”广州姑娘漠漠认为，这可能比分类更具有环保意义。 在上海工作的小马对此深有体会。自从上海实施垃圾分类后，他最直观的变化是：不点外卖了。 “垃圾分类后，小区实行定时定点投放。但作为一名‘996’上班族，通常会错过规定的垃圾投放时间。”小马觉得分垃圾太麻烦，干脆减少制造垃圾，降低倒垃圾的频率。 “从源头上预防垃圾产生，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在欧洲一些国家，促进垃圾源头减量是循环经济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法律性的制度。”毛达认为，垃圾管理中的政策优惠和经济激励措施，也应该合理分配给减少垃圾产生的前端环节。 参考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对采用可回收或再利用包装的生产商、多元化处理设施企业以及垃圾分类的周边社会企业，都会给予一定的经济优惠，而不是完全投入到末端的垃圾处理中。” “包含类似内容的循环经济政策一定要尽快完善出台。”罗建明希望，不论是垃圾分类的立法，还是垃圾管理中的配套政策，未来能够形成统一，土地支持、回收基金、循环经济都能在垃圾管理中实现对接。 “这样的顶层设计当然很难，就像垃圾分类一样，很多人也觉得难。”但罗建明认为，应该对此保持信心。 他想起自己曾经在广州珠江新城见到的一个女孩。 “她手上提着一兜垃圾，路过垃圾桶时却没有停留，直到走到一排分类摆放的垃圾桶前，她停下来了，把塑料袋打开，将里面的垃圾倒进厨余垃圾桶，又把塑料袋扔到了其他垃圾桶。” 那是垃圾分类波澜不惊的2013年，这件事情让罗建明一直记到现在。“这么多年，我相信一直有人在生活中坚持分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一件值得坚持下去的事情”。 （编辑：小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