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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回收与盈创回收 位于宝山区的上海智力产业园，位置已经算是上海的北郊。2015年，爱回收租下这里一栋楼的两层，总计3500平方米。从外观看，它和普通的办公楼没什么区别，但内部却是一个流程严谨的分拣车间兼仓库。这里是爱回收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运营中心。这家成立于2010年、主营电子产品回收的创业公司，在2019年6月完成了新一轮5亿美元战略融资后，估值已经超过25亿美元。
爱回收的上海宝山运营中心内，手机按库位陈列，等待再次出售流通。 从各个商场的爱回收柜台以及二手电商平台回收上来的手机，被打包送至这里，先被贴上仓储库位的条形码，然后就会开启有着二十多道工序的质检之旅。每天，大约有1万部手机会在这个运营中心流转。 质检项目包括手机外观、成色、划痕以及开机运行情况等，负责质检的工人不需要对手机整体零部件“很懂行”，因为整个流程被细密切割，每个人只需要熟练掌握自己负责的一道工序，做成熟手就行。爱收回利用一套自研的算法系统，根据质检结论，会自动给每部手机分级并定价。
爱回收的质检评估流程包括20多道工序。 之后，这些手机就进入“清理区”——彻底清空原机主的隐私信息。爱回收运营中心高级总监郭佳介绍说，这是整个运营中心最耗时、成本投入最高的一道环节。彻底清除一部手机的所有数据至少需要20分钟，一个运营中心处理手机的上限通常也受数据清理环节的时长所制约。随着手机回收量的激增，爱回收每年需要支付近千万元的软件使用费。 2018年，爱回收平台处理手机1000万部，年营收达到70亿元。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两块：被认定为没有二手出售价值的旧手机，占比大约为10%，会卖给拆解工厂，因为一些元器件仍有再利用价值；其余被判定可再次出售的手机，会被送入运营中心的恒温仓库等待出售。 郭佳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一部手机在运营中心待不到24小时，就能售出。款式新、成色好的二手手机，通常会再次流通回国内一二线城市的二手市场。品质稍差的，也能在下沉市场以及很多海外不发达国家找到销路。除了直接包销给一些经营二手电子产品的“大客户”，爱回收在2018年6月上线了电子产品代拍平台“拍机堂”，用于对接中小手机商户，目前也开放给个人消费者。据官方表示，拍机堂运营头半年，月交易额就已接近3亿元。 针对前端回收环节，爱回收从2013年起开始发展线下门店这种重模式，截至目前，柜台总数已经超过600个。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两年以上的门店目前平均一天能保持在50到60单，基本都能盈利。”此外，它还在超市、电信营业厅布点了几千台自助回收机。 位于北京的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创），做的也是自助回收机的生意，回收对象是各种PET塑料瓶。 这家公司的前身，是一个PET塑料瓶再生处理工厂。由于塑料的再生处理成本高，盈创生产出的塑料原料，比直接从石油加工而来的塑料还要贵10%至20%，所以并不好销。当时的市场空间，基本属于“吃政策饭”——比如一些欧洲国家的监管立法中，规定有些企业必须采用一定比例的再生塑料，或者是以“再生制品可享受一定税率优惠”这样的政策吸引企业采购再生塑料。 为了降低原材料成本和拓宽来源，后来盈创把目光投向自己所在产业的上游环节，开始研发和出售回收机，尝试从消费者手中直接回收洁净的塑料瓶。2012年年底以来，盈创首先在北京的地铁站、快速公交、社区等位置，持续投放了5000台塑料瓶回收机，每台回收机夏天平均一天能回收100多只瓶子，这样的使用效率并不算高。 “国外的回收机，一台一天平均能回收3000个塑料瓶子。因为它们采用的是‘押金制’，比如德国就通过立法，消费者在购买饮料、洗发水等产品时向商店支付约25欧分的押金，只有完成塑料瓶的回收才可以拿回押金。”盈创总经理常涛介绍说，目前公司的客户大多都在海外，购买的产品包括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站、饮料瓶智能回收机，产品价格从2万到10万元不等，累积销量达到1000多台，已成为盈创最稳定的营收来源。 而说回到盈创的老本行——资源再生，常涛觉得，今年在全国逐步铺开的居民垃圾分类应该是一个信号，而盈创的工厂也在去年从北京搬迁至天津，今年年底就有望再次开工了。 非洲与星巴克 陈浩辉经营的服装分拣出口工厂，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虽然是民营公司，但政府出于政策扶持的考虑，授予了它“广州市废旧衣物回收分拣中心”这个一个很有官办味道的企业资质。 单单三个车间超过70人，基本都是做分拣工作。车间大门口挂着一块蓝色的提示板：入内必须戴防尘口罩。厂房里的流水线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张绿色的传送带，两旁站着四五个分拣女工，负责根据衣服的材质、款式、花色等指标分类，分完直接“投掷”到相应的篮框中。旧衣服在这里可以有多达160种分类项，纯棉、牛仔、化纤……甚至白颜色衣物也按要求自成一类。 随后，分好类的衣物，有一部分会被压缩成一块块约80公斤重的“砖块”，直接码放至轮船集装箱。未来，它们还要在海上漂泊两个多月，最终抵达非洲大陆。另外还有一些边脚料完成颜色分类后，会卖给下游的纺织加工企业。 陈浩辉向《第一财经》杂志讲述了这些二手衣服在非洲市场被抢购一空的场景——在他驻非洲的办公室门外，等着来拿货的代理商们沿着楼梯排成长队。夏装最受欢迎，衣物按照综合品质分为A、B两等，A级每吨约6000元，B级约4000元，包含了海运费和清关费。直接从陈浩辉手里拿货的经销商，每吨加价1000元倒卖给零售商贩，而商贩们再以5到20元一件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这些衣服一旦流于集市，马上就会被当地消费者哄抢。 一包几十公斤的“压缩包”，打开后大概有200件衣服。这些压缩包在一两周内就能在普通的小摊位上消化完。 一家旧衣物的分拣出口工厂如果每月能出口30个集装箱柜，会有60万元左右的毛利收入，净利大约10万元。陈浩辉的办公室里，有一面墙上挂着两幅地图，分别是东南亚和非洲。他解释说，这基本涵盖了目前二手衣物出口七成的市场版图，几个出口重点国家被用红色标注，比如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前者甚至占据了非洲近30%的市场。目前南美洲和中东市场基本由欧美国家供应，他希望未来把这两块地图也贴在墙上。 陈浩辉进入二手服装出口这一行有8年了。2011年，他跟着朋友去加纳考察商业机会时意外发现，当地的农贸市场和商场都很冷清，唯有二手市场挤满了人，老百姓在里面争相购买来自发达国家的各种二手商品。于是，他放弃了原先代理EMS国际快递的业务，和朋友一起办厂，到市场上收购二手衣物。
陈浩辉的分拣工厂的一角，衣服被压缩打包，等待出口到非洲。 “出口是整个旧衣物回收涉及的各个环节中，唯一能够产生收益的部分。如果没有出口生意，可能这个行业就没有人去做回收了。”中国规模最大的衣物回收平台——飞蚂蚁创始人马云介绍说，去年该平台在国内共收回来接近4万吨衣物，虽然分拣后占比最大的用途是再生，约占80%，但是利润最大的是出口，不到15%的出口衣物能换来近5成的利润。飞蚂蚁和陈浩辉的工厂在2017年结成生意伙伴。 在非洲，旧衣物的进口需求非常大。以平均海关一个月进口600个集装箱柜来算，其中约有1／3，约200个柜都是旧衣物。“非洲各个国家都没有成熟的纺织业体系，80%的当地人穿的都是二手衣服，中国每年出口非洲的二手衣服达到100万到200万吨，但占据的市场份额还不到30%，欧美流入非洲的二手衣服更多。”负责衣物后端供应链管理的飞蚂蚁联合创始人贺行林说。 飞蚂蚁的衣物来源主要是C端用户“断舍离”后无偿赠予，与过去那种由层层分拣商组成的传统回收渠道相比，成本更低并且供应量稳定。陈浩辉分析指出，随着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加上政策鼓励垃圾分类后，这部分的原料成本能更低。 衣物的回收原料利用率，几乎能达到100％。旧衣物进入分拣工厂后，80%至90%符合二手出口的要求，剩下的10%至20%显脏、破烂，明显没有穿着价值的留给再生企业加工，做纺织袋、保温大棚被。广州市欣然实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黄荣铿，1995年就开始用废纺原材料做拖把。现在，他的工厂85%的销量是出口订单，产品主要流向南非和美国。
欣然实业工厂中，再生拖把的流水线上，工人们正在切割再生棉装上拖把头和套上包装袋。 黄荣铿的客户既有美国的“一元店”超市，也有通过代理商拿到的像星巴克中国、麦当劳和肯德基这样的大型连锁企业客户。“哪怕美国这么发达，还是需要40年前的传统清洁产品。星巴克的订单是每月2万个。”黄荣铿介绍说，尽管他的工厂员工已经从最高峰的100人减到了现在的20人，但每个月依然能发五六个集装箱、各类拖把近10万条。 但他近年来也常感慨早年这行的生意好做——毛利率可以做到50%到80%——到后来各项成本都在上升，产品的出厂价格一直上不去，导致利润比过去缩了9成，“以前卖给进货商8元一个的批发价，25年过去后，反而只能卖4元。”黄荣铿叹了口气，总结说，生产拖把的工艺流程倒没怎么变，变化的地方是它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了一个环保企业，相关的投入成本不断增加。总之，钱是越来越难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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