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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中国法律体系构建和法学研究独立发展的起点，中国环境法学的发展从一开始与其他传统法学领域相比并不落后，《环境保护法（试行）》、《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领域综合性立法以及典型的单行立法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颁布实施，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还发表了专门研究环境权的文章，这些中国环境法学发展早期的立法实践及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至少在起步阶段中国的环境法学能够与其他传统法学领域的发展齐头并进。但齐头并进的发展势头并没有一直保持下去，在中国法学研究的知识外源型研究范式的影响下，环境法学与其他传统法学领域相比，逐渐由“并进”沦为“后进”，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环境法学和其他传统法学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可获取的本土资源以外知识资源的支持水平完全不同。 顾名思义，所谓知识外源型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在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赖对域外法学研究的知识体系（概念、理念、原则、学说、制度）的引进和研究，作为构建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认知基础和研究素材。基于研究范式的常规化和群体化影响，环境法学作为中国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术研究的推衍也不可避免地把域外法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引入作为最基本的路径依赖，但在这个问题上，环境法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学领域所面临的局面完全不同。 从法学史的角度来看，大多传统法学领域的发展源远流长，学术资源的沉淀与积累丰厚，中国法学研究在这些领域对“外源型”知识资源的引入可谓得心应手。比如民法，古代西亚地区在公元前21世纪颁布的《乌尔纳姆法典》作为迄今所知世界上第一部法典，尽管条文简单，但已经包含了所有权及其他各项权利、债、婚姻、家庭和继承等许多民法要素，后又经古希腊民法、古罗马民法、中世纪欧洲民法以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成长过程中对民法的倚重以及民法自身的不断进化发展，域外民法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凝聚学术共识并逐渐构建起体量庞大的学术资源，对中国的法学研究而言，外源型民法学术资源可谓比比皆是信手拈来。又比如刑法，情况也大致如此。在古罗马的历史中，从“可知的最久远的时代”，就有关于刑法起源的要素，在之后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域外有关刑法立法实践以及理论更新进化的学术资源更可谓汗牛充栋多不胜数。 如果再把视野转回环境法学。通常在对环境法发展历程的回顾中，会谈及国外古代的一些法典或者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立法中会有一些对牧场、森林的保护以及对废气、垃圾排放的强制性要求，并把这些规定作为环境法的早期发展。但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对于环境问题并未形成明确社会共识，在这个阶段上述相关规定，从立法本意来说要么与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关要么与环卫有关，其中并没有蕴含环境保护的基本内涵，难以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环境法的早期渊源。实质意义上环境法的真正萌芽应起步于19世纪，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自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环境问题（当时主要表现为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在西欧及北美等率先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开始逐渐显现，在个别国家和区域甚至对公众健康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损害后果。于是，世界上最早一批应对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环境单行立法开始出台，有代表性的比如1876年英国的《河流污染防治法》、1864年美国的《煤烟法》、1888年日本大阪府制定的《煤烟管理令》等。以此为起点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环境保护单行立法在数量上在数量上有了长足的进展。通常认为，现代完整意义上环境法的形成有三个基本标志：环境保护写入宪法、出台环境保护综合性立法、设立专门环境管理机构，这些标志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出现基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比如1969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瑞典的《环境保护法》、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设立联邦环保局、1971年日本中央政府设置环境厅等，自此环境法在域外主要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世界范围内，环境法学的传统始于19世纪中后期，与现代意义环境立法与实践的逐步展开同步，至今不过一百多年发展历程，如果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开始形成明确的环境意识，以及随后现代完整意义上环境法形成的标志陆续出现开始起算，到目前为止更不过几十年时间。对于中国环境法学的发展而言，很难从域外获得支撑环境法学理论体系构建所需系统的学术资源与素材，传统学术背景的严重不足使得中国环境法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尽管中国的环境法学与其他传统法学领域基本上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同时起步发展，但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在知识外源型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因为外源型学术资源的严重匮乏而导致后发乏力，相对于其他传统法学领域而言逐渐由“并进”沦为“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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